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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9章 面试结果
    国家发改委第一会议室被布置成了面试考场。

    深红色的长条会议桌一端坐着七位考官,主任王正国居中,左右分别是三位副主任、一位纪检组长、一位秘书长,还有人事司司长老秦。林万骁坐在王正国左侧,面前摊开着七位候选人的全部材料。

    另一端孤零零摆着一把椅子,那是考生席。两者之间相隔五米,灯光聚焦在椅子上,考生坐在那里时,会有种被审视的压迫感。

    会议室侧面的观摩席上,坐着各司局的司长、副司长。这是委里的惯例,重要岗位选拔,允许一定范围的干部旁听,既体现公开透明,也给选拔者压力。

    早上八点半,第一个考生进场。

    是农经司的一位处长,四十三岁,在发改委干了十五年。他走进来,向考官席鞠躬,然后在椅子上坐下。灯光打在他脸上,能看见细密的汗珠。

    “请做三分钟自我介绍。”王正国开口,声音平稳。

    处长开始介绍自己的履历、业绩、优势...语速很快,显然紧张。三分钟到,铃声响起,他意犹未尽地停下。

    然后是提问环节。每个考官都可以提问。

    林万骁问:“如果你到投资司,会如何处理地方频繁‘跑部钱进’的问题?”

    处长愣了一下,显然没准备这个问题。他结结巴巴地说:“加强...加强沟通,提高审批效率,让地方少跑...”

    回答得很空泛。

    高技术司的司长问:“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你有什么思路?”

    处长又开始背政策条文。

    十分钟面试结束,处长离开时,后背衬衫湿了一片。

    观摩席上有人轻轻摇头。这种表现,很难过关。

    第二个是地区司的处长,表现稍好,但回答问题时总想面面俱到,反而显得没有重点。

    第三个是政策研究室的处长,理论水平高,但实际操作经验明显不足。当被问到“如果一个项目技术可行但环境风险大,你批不批”时,他陷入了长时间的纠结。

    上午最后一个进场的是贺知书。

    他今天穿了身深灰色西装,打了条暗红色领带,显得稳重又不失活力。走进来时步履从容,向考官席和观摩席分别鞠躬,然后在椅子上坐下,腰板挺直,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

    “请做三分钟自我介绍。”王正国重复同样的开场。

    贺知书的自我介绍很有技巧,不是简单罗列履历,而是讲了三件具体的事:协调解决某省重大项目的资金拨付问题,组织委里首次全流程网上审批试点,在办公厅推行精细化管理节约行政经费20%。每件事都有数据,有细节,让人信服。

    三分钟到,他准时结束。

    提问开始。

    常务副主任老李问:“投资司工作压力大,经常加班,你身体能承受吗?”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贺知书看起来斯文,不像能吃苦的样子。

    “我在办公厅八年,经历过三次中央重大政策出台前的准备期,最长连续工作过七十二小时。”贺知书回答得很平静,“身体没问题,而且我有锻炼习惯,每周跑三次步。”

    “协调能力是你的优势,”另一位副主任问,“但如果遇到原则性问题,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时,你会怎么做?”

    这是在问他的“硬度”。

    贺知书想了想:“协调不是和稀泥。我的原则是,在坚持底线的前提下寻找最大公约数。如果确实触及底线,我会明确说不,但会耐心解释原因,争取理解。”

    回答得很周全。

    轮到林万骁提问:“如果让你设计投资审批改革方案,你的核心思路是什么?”

    贺知书早有准备:“三个字:简、透、严。简,简化程序,能合并的合并,能取消的取消;透,全流程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严,严格监管,对违规行为零容忍。”

    “具体措施呢?”

    “建立‘负面清单+承诺制’,清单之外皆可为;推行智能审批系统,用算法减少人为干预;引入第三方评估,重大项目必须过专家关;强化事后监管,建立项目终身责任制。”

    说得条理清晰,虽然创新性不如邬冬梅,但更稳妥可行。

    十分钟到,贺知书起身鞠躬离开。观摩席上有轻微的议论声,这个表现,可以。

    下午继续。

    第一个是于小川。他走进来时,脚步很重,坐在椅子上时,椅子吱呀响了一声。他的自我介绍很实在,就是讲项目,讲审批,讲怎么守住底线。

    提问环节,问题更具体。

    “某省申报一个钢铁项目,技术先进,效益好,但所在地环境容量已经饱和。你批不批?”王正国亲自问。

    于小川毫不犹豫:“不批。环境容量是硬约束。再好的项目,突破底线就不能批。”

    “但如果省里主要领导亲自来做工作呢?”

    “还是不能批。但我会耐心解释,帮他们找别的出路,比如推荐到环境容量允许的地方。”

    “你会得罪人。”

    “干这行,不得罪人不可能。”于小川说得很直,“但得罪人也要看为什么。为公事得罪人,我不怕;为私事,我不会。”

    回答得很硬气。

    林万骁问:“你对邬冬梅同志提出的‘全流程透明’改革怎么看?”

    这是个敏感问题。观摩席上的人都竖起了耳朵。

    于小川沉默了几秒:“方向是对的,但操作要慎重。有些信息可以公开,比如项目基本情况、审批进度;但有些信息,比如专家评审的具体意见、内部的讨论过程,完全公开可能影响决策质量。我建议分步走,先公开结果,再逐步公开过程。”

    很务实,但也透出保守。

    “你认为投资司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

    “最需要改革的是标准不统一。”于小川说,“同样一个项目,今天这个司长批,明天那个司长批,标准可能不一样。应该建立统一、明确、可操作的标准体系,减少自由裁量权。”

    这个思路和邬冬梅不同,邬冬梅强调透明,于小川强调标准。

    十分钟到,于小川离开。他的表现很“实”,但创新性确实不足。

    下一个就是邬冬梅。

    她进场时,会议室安静了一瞬。今天她穿了身浅蓝色套装,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化了淡妆,既显专业又不失女性魅力。走路时步伐稳健,坐在椅子上时腰背挺直,眼神平静地看向考官席。

    “请做三分钟自我介绍。”王正国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

    邬冬梅的自我介绍很有特点,她没讲具体工作,而是讲了自己的“三个转变”:从学者到公务员的转变,从理论研究到改革实践的转变,从跟随者到推动者的转变。每个转变都用一个具体事例说明,最后落脚到“渴望在新的平台上为推动改革贡献力量”。

    三分钟,时间把握精准。

    提问开始。问题明显更尖锐。

    “你在体改司主要是政策研究,缺乏投资审批的一线经验。如果到投资司,如何弥补这个短板?”常务副主任老李问得很直接。

    “我会用最短时间熟悉业务。”邬冬梅回答,“具体三个措施:第一,拜师学艺,向投资司的老同志请教;第二,下沉调研,到项目一线了解实际情况;第三,干中学,在具体工作中积累经验。而且我认为,外来的视角有时反而能发现老同志习以为常的问题。”

    “有人反映你太理想化,改革方案听起来很好,但落地难。你怎么看?”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邬冬梅不回避,“我的思路是试点先行,选一个领域、一个地区试点,成功后再推广。同时设立容错机制,允许在探索中犯错,但不允许不改革。”

    轮到林万骁提问:“你提出的‘全流程透明’,如果遇到阻力怎么办?比如有些同志不愿意把自己的审批过程公开。”

    “改革就是克服阻力的过程。”邬冬梅眼神坚定,“我会做三件事:第一,思想动员,讲清楚透明的意义,不仅是对外监督,也是对干部的保护;第二,领导带头,从司领导开始,率先公开;第三,制度保障,把透明作为硬性要求,纳入考核。”

    “如果还是有人抵触呢?”

    “那说明我们的制度设计可能有问题,需要调整。但方向不能变,权力必须接受监督。”

    回答得很坚决

    纪检组长问了个敏感问题:“作为一个女干部,而且是年轻漂亮的女干部,你如何看待可能出现的闲言碎语?”

    会议室更安静了。这个问题很直接,也很残酷。

    邬冬梅沉默了几秒,然后抬起头:“首先,我认为评价一个干部应该看能力、看实绩,而不是看性别、看外貌。其次,如果因为我是女性、因为一些外在条件就质疑我的能力,这本身就是偏见。最后,我会用工作证明自己,做出成绩,是最好的回应。”

    她说得很平静。

    十分钟面试,邬冬梅的表现可圈可点:有思想,有激情,反应快,而且很会把握分寸,既展现改革锐气,又不显得激进;既展现女性特质,又不失专业形象。

    她离开后,观摩席上议论声大了些。

    “这个女同志不简单...”

    “思路确实新,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落地。”

    “她要是上了,投资司得翻天...”

    最后两个候选人表现一般。一个紧张得说话结巴,另一个回答问题时总想讨好考官,反而显得没有主见。

    下午五点,面试全部结束。

    考官们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开了个小会。

    “大家谈谈看法。”王正国说。

    常务副主任老李先开口:“于小川最稳,业务最熟,用他最保险。贺知书协调能力强,也是个稳妥选择。邬冬梅...有想法,但风险大。”

    另一位副主任意见不同:“现在是改革时期,需要邬冬梅这样敢想敢干的人。于小川太保守,贺知书太圆滑,可能推不动改革。”

    “但投资司责任重大,稳字当头...”

    “稳不等于保守,改革也需要稳妥推进...”

    考官们意见不一。林万骁没急着发言,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

    “我同意邬冬梅有风险,但改革就是要冒风险。如果我们永远用最稳妥的人,就永远改不了。关键是控制风险,给她配好班子,设好机制,加强指导监督。”

    “于小川和贺知书也很优秀,可以安排其他重要岗位。”他补充,“但投资司副司长这个位置,我认为邬冬梅最合适。”

    会议开到六点半,最后决定:淘汰面试表现较差的四人,剩下于小川、邬冬梅、贺知书三人进入下一环节,组织考察。

    这意味着,真正的竞争现在才开始。

    因为组织考察不仅要看能力,还要看品德、看作风、看廉洁自律情况。这一关,往往能发现很多在台面上看不到的东西。

    消息当晚就传开了。

    投资司的小会议室里,于小川对几个老同事说:“不管谁上,我都支持。但有一条,投资司的规矩不能坏,国家的钱袋子要守住。”

    体改司那边,邬冬梅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她站在窗前,看着北京的夜景,心里既有期待也有压力,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但下一步更难。

    办公厅,贺知书在整理自己的材料。他知道自己希望不大,但能走到最后三轮,已经是认可。他在想,如果这次不成,下一步该怎么走。

    而林万骁在办公室里,看着三个人的档案,沉思着。

    组织考察这一关,会考察什么?会听到什么?会发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