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炮落在镇中心。

    “轰——！”

    巨响震得地皮都在抖。炮弹炸开的瞬间，铁片、铅丸呈扇形喷射，方圆十丈内，无论清军还是起义军，倒下一片。

    有人还没死，在地上爬，肠子拖出来，在尘土里拖出一道血痕。

    廖观音正在追击一股清军，被气浪掀翻在地。她爬起来，耳朵嗡嗡作响，眼前全是飞扬的尘土和碎肉。

    “什么……什么东西？”她喃喃道。

    曾罗汉冲过来，一把拽起她：“是开花炮！快撤！”

    第二炮来了。

    这次落在关帝庙前——起义军的指挥中心。木制的庙宇在爆炸中四分五裂，瓦砾、木屑、神像的碎片，混着人的残肢，飞上半空。

    彭二正在庙前组织抵抗，一块弹片削掉了他的左臂。他愣愣地看着喷血的伤口，还没感觉到疼，第二块弹片就钻进了胸口。

    “二……二哥……”旁边的教众扑上来。

    彭二张了张嘴，血从喉咙里涌出来。他最后看了一眼火光冲天的镇子，眼睛慢慢失去神采。

    炮击持续了半个时辰。

    五门炮，轮流发射，把龙潭寺轰成了一片火海。清军也好，起义军也好，平民也好，在炮火面前一律平等——都是血肉之躯。

    天亮时，景象惨不忍睹。

    街道上到处是残缺不全的尸体，有的烧焦了，有的炸碎了，分不出谁是谁。血混着泥水，在低洼处积成暗红色的水潭。关帝庙只剩一堆焦黑的木炭，那面杏黄旗烧得只剩一角，在晨风里无力地飘荡。

    起义军退到了镇南的场口。

    还剩两千多人，个个灰头土脸，身上带伤。他们挤在简陋的工事后，眼睛盯着北面——清军重新集结了，在炮火的掩护下，一步步压过来。

    陈璚又回来了。

    他换了身干净的官服，坐在临时搭起的凉棚下，远远看着战场。脸色依然苍白，但有了炮，腰杆硬了。

    “反贼撑不住了。”他对刘统带说，“再轰几轮，全军压上。”

    “大人英明。”

    炮声又起。

    这次是延伸射击，炮弹越过场口，落在起义军后方。他们在断后路。

    廖观音蹲在一堵矮墙后，看着又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炸开。泥土劈头盖脸砸下来，她没躲。

    “观音娘娘，”一个教众爬过来，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左腿被弹片削掉一块肉，白骨露在外面，“咱们……咱们还能赢吗？”

    廖观音看着他稚嫩的脸，说不出话。

    曾罗汉爬过来，声音嘶哑：“熊青禾那边……有消息了。”

    廖观音猛地抬头。

    “密信被截了。”曾罗汉眼里全是血丝，“清军早有防备。熊青禾没动，李永洪也被拦在龙泉山外。”

    希望，像肥皂泡一样破了。

    廖观音闭上眼睛。她想起院山寺点兵时，那万人齐吼的场面；想起自己指着成都方向，说“要取狗官脑袋”时的豪情；想起彭二死前那双逐渐黯淡的眼睛。

    原来这一切，早就在别人的算计里。

    “撤吧。”曾罗汉说，“保存实力，还能再起。”

    “往哪儿撤？”廖观音问。

    “火盆山。”曾罗汉指向西北，“那里山高林密，清军不敢深入。”

    廖观音站起来，看向场口外。

    清军已经列好阵，刀枪如林。炮口黑黝黝地对着这边，像巨兽的嘴巴。

    她知道，这一退，就再没机会打回成都了。

    但不退，这两千多人，今天全得死在这儿。

    “传令……”她的声音发颤，“撤。”

    撤退比进攻更难。

    清军咬得很紧，炮火追着屁股打。每走一段路，就要留下一队人断后。断后的人，大多没回来。

    从龙潭寺到火盆山，八十里路，走了三天。

    出发时两千多人，到山脚下时，只剩一千二百人。伤兵占了一半，能拿刀枪的不到五百。

    火盆山名副其实——山势陡峭，像倒扣的火盆。山里林木茂密，小路蜿蜒，易守难攻。

    曾罗汉带人在山口设了卡，清军追到山外，果然停了。他们围着山转了两圈，骂骂咧咧地撤了——进山剿匪代价太大，不划算。

    起义军暂时安全了。

    但只是暂时。

    廖观音坐在半山腰的岩洞里，看着山下蜿蜒的官道。那里有清军的营寨，有巡逻的马队，有象征统治的龙旗。

    很近，又很远。

    曾罗汉走进来，手里捧着半块烤糊的芋头：“吃点东西。”

    廖观音接过，没吃，只是捧着。

    “咱们……败了。”她轻声说。

    “没败。”曾罗汉蹲下来，“只是没赢。”

    “有区别吗？”

    “有。”曾罗汉看着她的眼睛，“败了，心就死了。没赢，心还活着。”

    他顿了顿：“活着，就能再来。”

    廖观音低下头，看着手里的芋头。烤糊的地方黑乎乎的，像烧焦的土地。

    她想起祖父讲的三元里——那一仗，乡亲们也败了。祖屋烧了，人死了，一路逃到四川。

    但祖父没死心。那把生锈的柴刀，留给了她。

    她摸了摸腰间的铜簪。冰凉的触感，让她清醒。

    “曾大哥。”她抬起头，眼里重新燃起那簇火，“你说得对。心还活着，就能再来。”

    她站起身，走到洞口。

    夕阳西下，火盆山笼罩在一片血色里。远处成都方向的天空，晚霞烧得像一场大火。

    “清军以为我们完了。”廖观音说，“我们就让他们看看——”

    她转过身，一字一句：

    “只要这山里还有一个人，红灯，就不会灭。”

    洞外，残存的教众正在生火做饭。炊烟袅袅升起，混入暮色。

    像余烬里最后一点火星。

    微弱，但还在烧。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十七，霜降。

    火盆山的雾比往年来得都早。晨雾从山坳里升起来，乳白色的，黏稠的，裹着深秋的寒意，把整座山泡得像一盆发馊的米汤。

    廖观音站在鹰嘴崖的隘口，看着脚下那条羊肠小道——它从山脚蜿蜒而上，在陡峭的岩壁上凿出浅浅的台阶，最窄处只容一人侧身而过。崖边立着块风化的石碑，刻着三个模糊的字：“一线天”。

    真是名副其实。站在崖上往下看，云雾在脚下翻滚，深不见底。摔下去，连个回声都听不见。

    “这地方，”曾罗汉在她身后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他肩上扛着一根碗口粗的圆木，赤着的胳膊上青筋暴起。身后跟着百十个教众，都在搬运木石——要在隘口垒起第一道寨墙。

    廖观音摸了摸腰间的铜簪。簪身被体温焐热了，但触感依然冰凉。

    “罗汉哥，”她轻声说，“咱们还能撑多久？”

    曾罗汉把圆木“咚”地杵在地上，抹了把汗：“撑到最后一个。”

    他说得轻松，但廖观音看见他眼底的阴影——那是连月苦战留下的印记，是看着弟兄一个个倒下却无能为力的疲惫。

    从龙潭寺败退到火盆山，八十里路，走了三天三夜。四千人的队伍，到山脚下时只剩一千二百。伤兵占了一半，缺医少药，伤口在秋雨里溃烂化脓，空气中永远飘着一股甜腥的腐臭味。

    能战的，不到五百。

    而这五百人，要守住这座山。

    火盆寺坐落在半山腰一处天然平台上。

    说是寺，其实早已荒废。明末张献忠入川时烧过一次，清初又毁于兵火，只剩三进殿宇的残垣断壁。正殿的屋顶塌了一半，露出被烟熏黑的梁架；偏殿的墙倒了，碎砖烂瓦堆成小山；只有后殿还算完整，墙是青砖砌的，有一尺厚，基座用的是整块条石，历经百年风雨仍稳稳当当。

    廖观音把指挥部设在这里。

    “墙厚，能挡炮。”曾罗汉用刀柄敲了敲青砖，“窗子小，弓箭射不进来。后院有口井——虽然干了，但下雨能蓄水。”

    最重要的，是殿后那三个地窖。

    地窖不大，每个约莫丈许见方，是寺里早年藏经书用的。现在里面堆着起义军最后的家当：五十石糙米，用麻袋装着，码得整整齐齐；二十坛盐巴，坛口用黄泥封死，怕受潮；还有十几捆草药——大多是止血的艾草、消炎的马齿苋，是沿途从乡民手里换的。

    廖观音打开一只麻袋，抓了把米。米粒粗糙，混着不少糠皮沙土，但在她手里，却比黄金还珍贵。

    “每人每天，二两米。”她对管粮的老账房说，“伤兵加一两。盐，十天发一次，指头大一块。”

    老账房姓陈，原是个落魄秀才，写的一手好字。他颤巍巍地在本子上记着，毛笔尖抖得厉害。

    “观音娘娘，”他抬起头，眼睛浑浊，“二两米……不够吃啊。”

    “不够也得够。”廖观音声音平静，“咱们要跟清军耗。看谁先饿死。”

    她走出地窖，来到寺前那棵老槐树下。

    树已半枯，枝干虬结如鬼爪。廖观音让人在树上挂了盏红灯——红布糊的灯笼，里面点着松明，在雾里晕开一团模糊的光。

    那是信号，也是象征。

    告诉山下围困的清军：红灯还在，人还没死。

    九月廿三，清军到了。

    不是奎俊的兵——那个被吓破胆的总督，已经被朝廷撤了职。新来的，是原山西巡抚岑春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