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来的历史上这熊文灿是因为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再次举旗造反的原因，被龙颜大怒的朱皇帝给拉到菜市口剁了，而在这个时空则是因为进剿大别山失利被处决。
不管是什么原因，从熊文灿上任六省总理的那天开始，他的命运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因为杨嗣昌的那个“十面张网”剿贼方案那就不可能成功，这个方案虽然纸面上的数据做的非常漂亮，但在执行层面上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行性。
而作为方案的提出人杨嗣昌以及方案的审批人朱皇帝，肯定是不可能为这个方案的失败承担责任，那么承担责任的只能是这个方案的执行人熊文灿了。
这熊文灿一死比他活着的贡献都大，不仅保住了他的派系老大杨嗣昌的官位，同时也保住了他的主子朱皇帝的脸面。
熊文灿本人对这一点也是心知肚明的，别看杨嗣昌在朝中对他大加维护，但实际上最想他死的就是杨嗣昌，杨嗣昌为他战败开脱不过是为了维系杨党内部的团结稳固罢了。
至于那朱皇帝就更不用说了，这朱家的皇帝向来是尖酸刻薄忘恩负义，为朱家立功不一定受赏，但犯了错误那是绝对会狠狠的处罚。
尤其是当今的这位朱皇帝，堪称是有功不赏有过必罚的刻薄绝情的君王典型，所以熊文灿也清楚，落到这位手里他肯定是没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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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大别山之役结束后，铁营便开动在山外的宣传机器，四处宣扬官军在大别山中的所做作为，地方上的一些势力也跟着一块推波助澜，将官军在大别山中搞大屠杀的破事弄的人尽皆知。
虽然大明朝廷和地方官府抵赖不承认反而说是贼寇在造谣生事，但这大明朝的老百姓那也不是傻子，这官军什么德行作风老百姓能不清楚？！
虽然这地方上的老百姓骂朝廷骂皇帝的胆子没有，但是骂当官的胆子还是非常大的，为此那熊文灿与西北的督师洪承畴一样，喜提了一个“熊剃头”的恶号。
不过这熊剃头可就没有洪剃头的那个本事了，洪剃头虽然也杀的西北地区滚滚血流成河，但好歹将西北地区的农民起义给镇压下去了。
俗话说这一“俊”遮百丑，朝廷不会因此追究洪督师杀人过多的罪责，而地方上的老百姓也被洪督师的狠辣手段所震慑，不敢大声四处瞎嚷嚷只敢关起门来在家里骂上几句。
但这熊督师虽然将大别山的老百姓杀的是满坑满谷，可这大别山的贼寇并没有被剿灭，相反官军还被贼寇给从山里像狗一样撵出去。
这地方上的老百姓那也都是欺软怕硬的，瞧见这熊督师剿贼不成被贼剿，于是便都对这熊督师失去了敬畏之心，甚至敢在街头巷尾公开议论熊督师。
而朝廷和地方官府虽然失口否认官军搞屠杀这事，但朝廷官府也清楚这悠悠众口是堵不住的。
于是这朝廷官府便有意往熊文灿身上引导矛盾，暗戳戳的将官军在大别山搞大屠杀的黑锅给扣到熊文灿的头上。
让世人认为官军在大别山干的那些恶事，都是熊文灿这个督师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与朝廷无关更与朱皇帝无关。
这皇上还是仁慈善良的圣明天子，朝廷也是爱护老百姓的好朝廷，都是这熊文灿把皇上朝廷的好经给念歪了，害苦了山里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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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熊文灿勉强可以接受去死，毕竟这出来到官场上混那就得要有死于官场倾轧的觉悟，但熊文灿绝对不能接受替朱皇帝背上如此巨大的骂名。
于是这熊文灿当初便将朱皇帝的密诏给偷偷藏了起来，就是防着将来剿贼失利朱皇帝向下甩锅，让他成为万人唾弃千夫所指的屠夫。
熊文灿曾经作为铁贼最大的对手，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铁贼的如今的实力和未来的潜力，所以这熊文灿便将朱皇帝的那封密诏给送到了大别山。
希望在将来某一天铁贼得了天下，在给明朝修史的时候，能够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评价，拿掉他身上“熊剃头”的恶名，让他熊家不至于因他一人而蒙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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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来的历史上湖广巡抚余应桂在崇祯十一年因为剿贼不力被撤职。
但在这个时空因长江以北中原各地的官军主力都在进剿大别山的铁贼，湖北地区的贼寇政策是以招抚为主基本上没有什么战事，所以这余应桂并没有因为剿贼不力被撤职。
相反这余应桂还因为熊文灿剿贼不力被处决，阴差阳错之下接替他的职位往上升了一个台阶。
不过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的前任熊文灿以及朝廷可是给他埋了几颗大雷，这几颗大雷一旦炸了，保不齐这余应桂跟熊文灿一个下场。
要说这余应桂那也不是个草包，崇祯八年那会余应桂在湖广当巡抚，他在得知凤阳皇陵被贼寇给刨了之后，果断变卖家产凑了十几万两银子，捐做承天皇陵的军费，并主动向朝廷申请到承天专护陵寝。
后来几年从河南和南直隶两个方向流窜到承天的流寇，曾经多次试图刨了老朱家的承天祖坟，但都被这余应桂率领护陵官兵给击退。
虽说这在前面冲锋陷阵以及在指挥部排兵布阵的活都是他手下的武将干的，但这余应桂的后援之功还是少不了的，最起码这承天祖陵的官兵没有像凤阳祖陵那样因缺粮欠饷闹过兵变。
这余督师做官虽然也贪污受贿大捞特捞，他的家族在老家同样也是大搞土地兼并横行乡里欺行霸市，其个人和家族的所作所为与大明朝的多数官僚并无二致。
但纵观崇祯一朝乃至有明一代两百年，能够做到毁小家纾国难者寥寥无几，就凭这一点，这余督师那是没得黑的。
就连卢老爷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能臣干吏大清官，那都没有把他卢家几代人积攒的家业给变卖捐给朝廷充做军需。
当然，这卢老爷的个人作风和家族风气非常端正，卢老爷本人没有大搞贪污腐败，他的家族也没有仰望权势大肆兼并土地，做点生意也是诚实敬业不搞欺行霸市那一套。
所以这卢老爷的家里也榨不出几两油来，说不定把资产给变卖还抵不上家族的债务。
倘若大明朝的各级官吏，都像余督师这样在国家社稷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慷慨解囊，那这何愁外虏不灭内寇不平？！
只不过这大明朝的各级官吏只学到了余督师贪污腐败的那一面，并没有向余督师学习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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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应桂余督师在七月初上任六省总理后，便对他的前任督师熊文灿的一系列剿贼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这表面上看似是余督师调整熊文灿的政策，实际上是朝中的清流派对杨党的剿贼方略进行调整。
因为杨党的头子杨嗣昌在六月份被逐出内阁，现在是清流派得势杨党失势，所以这清流派自然是得趁机推翻杨党的一系列政策。
至于这些政策对朝廷有利还是不利，那就不在清流派的考虑范围之内，反正敌人赞同那就必须得反对，政治斗争是不讲对错的。
原来杨嗣昌的剿贼政策是重点围剿大别山的铁贼，招抚在郧襄地区的西贼和曹贼，孤立在河南地区的革回诸贼。
由于这七到九月份革回诸贼在河南、两淮一带闹的非常凶猛，所以这余督师下令湖广、河南的官军重点打击革回诸贼的嚣张气焰。
对于大别山的铁贼也从围剿改成孤立，毕竟这铁贼实在是太厉害，官军搞不过这群恶贼，但朝廷也拉不下脸面去招抚铁贼，且这铁贼也未必能够受招抚，所以干脆把这铁贼先晾一边得了。
反正铁贼此役也是一场惨胜，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出山闹腾的，且先不搭理这帮家伙，到时候等有机会再慢慢收拾这铁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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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杨嗣昌是建议朱皇帝在今年下半年，集结个几万兵力再次发起对铁贼的围剿行动，趁这铁贼受创之际不给其喘息的机会一举将其打垮。
但清流派故意跟杨嗣昌唱反调，反对其再次对大别山用兵，再加上朱皇帝对这杨嗣昌的能力也有所怀疑，所以这二次进剿的计划也就胎死腹中了。
其实这杨嗣昌的计划是非常具有可行性的，如果朝廷舍得出钱再集结个几万兵力进剿大别山，那山里的铁贼只能卷铺盖从山里滚蛋。
而铁贼一旦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次成为流寇，那铁贼的实力将会倒退回几年前的水平，甚至可能连张献忠的西营都不如。
清流派反对杨嗣昌的二次围剿方案，也并非只是故意跟杨嗣昌对着干，因为这清流派的中坚力量多来自南直隶，一旦朝廷再次兴兵，那这军费的大头估计都是南直隶出。
还有就是江北不少世家大族都暗中将家族子弟送到山里去做贼，这种灭族的勾当，这些家族在朝做官的族人不可能不清楚。
所以这无论是从经济利益还是从政治利益上考虑，这出身南直隶的清流派没道理不反对杨嗣昌的二次进剿计划。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算是铁营接受江北世族的好意所带来的一点正向回馈。
如果铁贼继续在江北烧杀抢掠祸害大户，那毫无疑问出身江北的清流派绝对不会反对杨嗣昌再次对铁贼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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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献贼、曹贼的政策余应桂也是有所改动的，从过去的招抚改变为剿灭，官军虽然搞不赢铁贼，但搞赢献贼和曹贼还是手拿把攥的。
欺软怕硬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喜欢干的事，这朝廷官府同样也喜欢捡软的柿子捏。
为此这余应桂专门派遣使者前往陕西和四川，与陕抚孙传庭、陕督洪承畴、川抚傅宗龙商量。
准备从陕西、四川、湖北三个方向出兵，围剿在四省交界处郧襄地区的献、曹诸贼，一举将这献、曹诸贼给剿灭，然后再顺江东下直取大别山的铁贼。
余应桂的这套剿贼方案递交到朝廷后，作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强烈反对，而清流派则是全体赞同，双方就因为余应桂的这个方案吵的不可开交迟迟没有决断。
等到了九月份辽东的鞑子再次破长城入寇中原，这事那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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