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隆庆六年，明穆宗庄皇帝朱载坖驾崩，临终前召高拱、张居正入见，托付时年仅有十岁的太子朱翊钧。

    作为辅政大臣首脑，高拱本该在万历朝继续发光发热，奈何这位实在暴脾气，嘴上也不饶人。

    张嘴就吐槽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张居正、冯保表示认同，并主动帮忙将这句话翻译给朱翊钧小朋友听，可能是翻译功底不过关，两人给翻译成了十岁小儿，如何做人主！

    于是朱载坖的皇后陈氏，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集体暴怒，三人临朝，问罪高拱……高拱下线！

    总结一句话，成也师生情谊，败也师生情谊，隆庆皇帝在位，高拱自然是朝中一哥，但隆庆下线，就只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

    高拱走后，张居正顺理成章成为新一任内阁首辅，内结冯保为援，宫中又得了李太后支持，再有皇帝朱翊钧敬重，威风一时无两。

    隆庆六年八月，张居正加授左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

    同月，首辅张居正正式提出改革，明朝最后的辉煌时刻即将在他手中呈现。

    整饬吏治，清丈土地、改善财政、加强边防，这是张居正的目标，也是他的施政方向。

    这众多目标中，首要的自然是吏治，蛇无头不行，人无头显然也不行，再好的政策，没人实行，或者说上面在改革，下面在捣乱，那也不行。

    张璁、高拱虽然也在改革吏治，但显然，每个改革家路子都不一样，手下核心群体也不一样，因而从来不是前人改了后人就不需要改的。

    张居正以六科控制朝廷六部，再用内阁控制六科，完成执掌朝廷政治大权，人事任命权力。

    万历元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官员职责，严格考核标准，摸鱼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也难说，是吧，万历皇帝？

    朱翊钧：……能不能不要扯上我?

    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目的是为了打击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官场风气，提高朝廷的行政效率，加强官吏的执行效率。

    懒政、怠政行不通了，想懒可以，回家懒去，坐着不行就躺着，躺平都行，没人管你，但领着朝廷俸禄偷懒，那不行，得滚！

    因为张居正不满意，朱翊钧也不满意。

    考成法的实行，大大提高了各级衙门的办事效率，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之遥，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四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

    同年十二月，根据户科给事中的考核奏报，被降职的地方官有19名，分别是山东17个，河南两个。

    被革职的地方官11名，山东两个，河南9个。

    严厉的处罚让官员们看到了张居正的决心，考成法下，官员平等，要么好好办事，要么收拾包袱滚蛋，没有他路可走。

    官员们受此震慑，纷纷拿出十二分的精力，督促地方缴纳税粮，曾经是能拖就拖，等着朱家皇帝免税，现在不行了，有考核，于是情面不能讲了，偷懒偷不成了。

    讲什么情面呢？地方大户给好处的前提是你是现官，有那身皮才能有钱拿，现在老张高举考成法，不好好干的直接扒了官身，这谁还能分不清轻重?

    考成法下，国库终于渐渐充盈了，再创历史新高，万历五年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收入250余万两之数，增加近倍。

    上一次国库充盈还特么是嘉靖朝，张璁主持改革下，再次是高拱的改革，但是吧，收入显然都不怎么高。

    收支两相抵消后，余额不过85万余两，虽然扭转了长期财政亏空的惨淡状况，但……该穷还是穷。

    万历七年，朱翊钧同学向户部索求十万金，想增加光禄寺准备御膳的费用……有点难绷，朱翊钧大概没听过京城四大。

    武库司的刀枪、太医院的药方、光禄寺的茶汤、翰林院的文章……通通跟靠谱俩字不沾边。

    张居正一听皇帝要给光禄寺拨款，立刻就急了，他倒不是觉得光禄寺不靠谱，因为他不搁光禄寺吃饭，他是纯粹不想花这钱。

    老张的理由非常充分，先是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接着又说这钱要留着预防自然灾害、边关战事。

    你总不能等自然灾害来了，或者边关出了啥问题，急需用钱的时候才慢慢筹钱吧？肯定要存钱不是！

    朱翊钧被他说的哑口无言，于是，不仅光禄寺的拨款没拿到，反而搭上了宫中筹备上元节的钱、翻修宫殿的钱。

    据说老张为了防止朱翊钧读书浪费灯烛，连朱翊钧晚上的课程都给改到了白天进行。

    抠门，这是真的抠门，但当时的朱翊钧大概是没啥意见的，因为一直以来，不管是他娘李太后还是首辅张居正、司礼监冯保都在告诉他要当一个好皇帝，要勤政、节俭，做个道德模范。

    朱翊钧一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不论寒暑，读书、习武、熟悉政务都是他每日的课程，甚至张居正还专门给他编写了一本少儿读物……也可以说是帝王读物。

    然而，万历十年，当朱翊钧意外得知自己老师张居正生活奢侈后，这个长期被压抑性情的皇帝终于再也忍不了！

    凭什么要求我做道德模范，你们就可以纵情享受呢？也是从这一刻开始，超级大懒虫开始登场。

    说回张居正改革，万历六年，他以福建为试点，首先进行清丈田地，效果很出众，国家很受益。

    于是万历八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清丈田地，重新绘制鱼鳞图册。

    其成果是，万历八年，全国税田增长到七百多万顷，比隆庆五年两百多万顷。

    是两百多万，单位是顷不是亩，这些田地能养活多少人呢？从中也能看出，鱼鳞册不更新后，皇亲国戚、士绅名流、勋贵军官侵占了多少税田，细思，极恐！

    随着税田的增加，加上打击地主豪绅的隐田，偷税漏税行为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清丈田地对于国家全面掌握税田，增加财政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后面的一条鞭法改革创造基础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仅依靠清丈田地还远不能改变赋役不均问题，没有进一步的改革，财政就没法稳定增长，朝廷也不会稳定。

    改革是个大难题，不能过多触犯权贵士绅的利益，不然一个不好就是触底反弹，别说变更好，连目前的成果说不定都得搭进去。

    王安石变法的例子在前，行差踏错就是人人喊打的结果。

    这一点必须得骂一下海瑞，按海刚峰的意思，管他什么地主豪绅，不服就打，宁愿让这些地主豪绅满门死绝，也得让百姓有田耕种！

    张居正：……这个同道正得发邪！

    张居正是不敢用海瑞的，因为这位实在太勇，你想象不到一个奉朱元璋的律令为金科玉律的官员，能干出什么震惊天下的大事。

    按海瑞的想法，贪污的官员全他喵得死，法不容情，有一个算一个全杀，真这么干估计比洪武四大案加起来还恐怖。

    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简单说就是简化赋役的征收项目和征收手续，赋役合一，把繁杂的东西简单化。

    总有人说一条鞭法不如摊丁入亩，却忽略了一条鞭法在前，摊丁入亩在后，历史是向前的，后来的制度不如前面的制度，那才叫可悲。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吸收的是唐宋以来直到张璁、高拱的变法结晶，再优化之后得来的制度。

    他同样是吸收前人的智慧加以优化改变，而不是突然来了灵感，凭一己之力制定制度。

    同样的，雍正的摊丁入亩也是吸收前人智慧，讨论制度从来不是争论谁比谁厉害，而是看制度本身在其所在时代有什么作用。

    不搞清楚这一点，就容易出现秦皇汉武是近代落后根源的荒唐言论。

    不搞清楚这一点，就容易将后面的错误强加到前人身上。

    总不能怪秦皇汉武没有研发火器、搞四大发明，七下西洋吧？

    青铜时代你让人搞火器研发，就像是一个人问为什么他祖宗不直接生他一样，没有前，哪有后啊！哪能省略过程，一步到位呢？

    说回正题，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首先实行，取得了一定成绩。

    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一条鞭法，均平一省徭役、税粮，徭役公平，而无不均矣！

    后来，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

    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徭役无偏累，百姓始知种田之利，城中富户始肯买田，乡间贫民不再轻易贱卖土地。

    做到了田地不荒芜，百姓不流亡，钱粮不拖欠。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平均的赋役制度，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身上不合理的赋役负担。

    同时，限制了州县胥吏的欺压行为，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论及地头蛇，百里侯可远不如这些不起眼的小吏，现官和现管，区别真的很大。

    再者，取消了苛重的力差后，农民终于有了较多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

    或许不少人都曾有这样的疑惑，封建社会，尤其是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初，开国皇帝通常是很大气的，百姓会得到不少田地。

    但为什么就算是王朝盛世期间，他们还是会吃不饱饭，原因就在于，除了要缴纳税粮外，百姓还得去服徭役。

    徭役是没有定数的，通常是看当朝皇帝爱不爱折腾，遇到汉文帝这样的皇帝，徭役很少，但要是杨广这样的皇帝……请做好一去不回的准备！

    说回一条鞭法，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利自然也有弊，一条鞭法虽然简化了赋役征收，但它并没有规定征收总额。

    这就给官吏们留下了可操作空间，张居正的考成法不是要求官吏们好好办事吗？为了业绩，这些人直接往死里办。

    本来一个地方能征一万石粮食，他可以整到两万石，甚至还可以在高一点，问就是地方大丰收，粮食绰绰有余，而这些多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就成了官吏们的业绩。

    至于恶果……当然是百姓吞下去了，你不能指望官员们会跟平头老百姓共情，这太难为他们了，狼怎么会同情羊呢？

    狼只会冷眼看着羊羔茁壮成长，长到一定程度后，一口咬断羊的脖子，吸羊血、吃羊肉、剥羊皮、拆羊骨，榨干羊的一切，古今，同理！

    内阁首辅张居正，这个曾亲见民间疾苦的朝廷大员，虽说在个人生活上挺奢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同样很重视百姓的实际生活。

    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当然没成功。

    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

    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够明朝常规情况下使用十年……天灾、战争时间除外。

    同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到万历七年间各省积欠的钱粮。

    张居正反对传统观念上，重农轻商的观点，认为农商应该并重，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

    他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在家中病逝，终年58岁！

    张居正病逝后，万历皇帝朱翊钧为其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待遇持续时间很短，短到离谱！

    张居正死后仅仅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便上奏弹劾张居正的心腹潘晟，皇帝因此强令潘晟致仕，清算行动正式打响。

    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推荐的，他的离去，标致着张居正的彻底落幕！

    什么叫人亡政息啊？

    借用一句话，世间再无张居正，事实上的无，精神上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