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审，他们会认吗？就算认了，怎么定性？

    是‘革命行动过火’还是‘故意伤害’？

    这中间的界限，现在都还在讨论！”

    “我不需要讨论界限！”陈之安斩钉截铁。

    “我就要一个结果！一个公道！王文静那伙人，是不是犯了法？是不是打死了人？

    是不是该为此负责？十年了，他们有人受到过任何惩罚吗？我爷爷一条命，就白死了吗？”

    “你……”老公安被他逼得有些语塞，脸涨红了。

    “你这同志怎么这么犟呢！政策是政策，历史是历史！

    现在重点是拨乱反正，团结向前看！

    纠缠这些陈年旧账，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你个人！

    你现在不是平反了吗？好好过日子不行吗？”

    “平反了，就能当我爷爷没死？就能当那顿打没挨过？”

    陈之安冷笑一声，“团结向前看？那是不是所有在运动中含冤死去的人，他们的家人都不该要个说法？

    都该为了团结把血泪咽下去？

    同志，拨乱反正，拨的是什么乱？反的是什么正？

    如果连这种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人的罪行都不能追究，都不能还受害者一个公道，那‘正’在哪里？”

    他的话像一把把冰冷的锥子，扎在老公安习惯了和稀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思维上。

    老公安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发现对方站在了道德和法理的高点上，而且逻辑严密，情绪虽然激动，但条理清晰。

    “你……你说的这些，有道理。”老公安最终泄了气般靠回椅背，揉着太阳穴。

    “但现实就是现实。这样吧，你把你的诉求，还有这张……当年的记录，写个详细的材料交上来。

    我给你登记，递上去。

    至于上面怎么研究，什么时候能有说法，我不敢保证。

    这牵扯面可能很广，处理起来非常慎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没有结果。你要有心理准备。”

    陈之安知道，这大概是目前能从常规渠道得到的最积极的回应了。

    登记，递上去，进入那庞大不知何时才能被翻阅的“历史遗留问题”卷宗堆里。

    但他今天来，本就没指望立刻水落石出。

    他要的是一个态度，是一个“此事未了”的官方记录，让这件事重新进入某些人的视野。

    “好。”他收回双手，重新站直，从大衣内兜里拿出早就写好，工工整整的申诉材料，连同那张发黄的接报案记录，一起放在桌上。

    “材料我写好了。请务必登记在册。我叫陈之安，现在的工作单位海淀五七干校，家庭住址也是海淀五七干校家属院。

    我要求公安机关，对1968年金鱼胡同陈长青被故意伤害致死案，重新立案侦查。

    查明事实，依法追究涉案人员王文静等人的法律责任，并告知我案件进展。”

    他的要求清晰、明确、合法。

    老公安看了看那叠厚厚的材料，又看了看陈之安坚定而冷峻的眼神，知道这是个认死理绝不会轻易罢休的主儿。

    他叹了口气，拿起笔，开始慢吞吞的填写登记表格。

    “王文静……现在在哪儿工作？你知道吗？”老公安一边写一边问。

    “不知道具体单位。”陈之安回答，“但听说，她下了乡，她家就住在金鱼胡同，你们可以去调查。”

    公安皱眉，“你们不是邻居吗？也能闹成这样？”

    陈之安撇了撇嘴，“我和她王文静还是同学呢！”

    老公安笔下顿了顿，没再问下去。有些话，心照不宣。

    登记完毕，老公安给了陈之安一张盖了收发章的回执。

    “回去等消息吧。有进展会通知你。不过……别抱太大希望。”

    公安最后提醒了一句，不知是出于善意还是无奈。

    陈之安接过回执，仔细看了看，折好放进怀里。“谢谢。我会等的。”

    转身离开信访室，没有再看那个老公安一眼。

    走出市公安局大门，阴沉的天空似乎更低了些，寒风卷着尘土和碎纸屑，打在脸上生疼。

    十年了。爷爷躺在医院冰冷床榻上渐渐失去生气的脸庞，妹妹惊恐的哭声，自己身上火辣辣的疼痛，还有那群人扬长而去时嚣张的背影……

    一幕幕，从未因时间流逝而模糊，反而在每一个寂静的深夜，变得更加清晰，刻骨铭心。

    平反，补偿，新生活……这些固然重要，但爷爷的血，不能白流。

    王文静那个女人，还有她手下的帮凶，必须为他们的暴行付出代价。

    这不是简单的报复，这是天理，是公道。

    陈之安也知道这可能会没有结果，但他的计划中已经考虑到。

    他家罐头厂入股的利息肯定是不会给的，那不是一万两万，一算就是几十上百万。

    陈之安已经计划好，有空就去有关部门反映，还要让更多人知道。

    这样才会有人找他谈话，他才能占主动权，钱他可以不要，但可以借机提要求把爷爷的案子了了，也了了他心头的疙瘩。

    从市公安局出来，陈之安没有回家。他站在寒风凛冽的街头，微微眯起眼睛，看向另一个方向——人民法院。

    平反文件在手，三千元补偿金在怀，爷爷的血债申诉材料也已递出，但这还不够。

    父亲留下的“诚实罐头厂”那笔股份和定息的旧账，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去碰一碰。

    走进法院的大门，一股与公安局截然不同的肃穆感扑面而来。

    高大的廊柱，光滑的水磨石地面，墙上悬挂的国徽，都透着法律的庄严。

    这个年代，普通老百姓对法院是陌生而敬畏的，主动来打官司的更是凤毛麟角，尤其还是告一个国营大厂。

    陈之安按照指示牌找到民事审判庭的接待窗口。

    窗口后面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看起来有些书卷气的男法官，正在低头看卷宗。

    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到陈之安，脸上露出职业化的平静：“同志，什么事？”

    “法官同志，您好。我想起诉。”陈之安开门见山。

    “起诉？起诉谁？什么事由？”法官放下手里的卷宗，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

    这年头，来法院的要么是喊冤的，要么是严重的伤害赔偿，像这样直接来起诉的，不多见。

    “起诉京城红星罐头食品厂。”陈之安清晰的吐出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