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顺天府的衙役们便挨家挨户地贴告示。
那些早起的人家，推开门，便看见墙上多了一张黄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有那不识字的，便扯着嗓子喊邻居：“他张叔，你给念念，这上头写的啥？”
张叔是个落第的秀才，平日里靠给人写信记账为生。
他凑过来，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忽然叫了起来：“了不得！了不得！”
“咋了？”众人围上来。
张叔指着告示，声音都在发颤：“皇上下了旨意，全国上下，凡是五岁到十二岁的孩子，不管男女，必须送去学堂！公立的学堂，不收钱，还管一顿午饭！”
巷子里一下子炸开了锅。
“不收钱？还管饭？”
“男女都要去？”
“这……这是真的？”
张叔又往下看，越看越激动：“还有呢！学堂的先生，童生、秀才、举人，只要经过考核，都可以去做。吃皇粮！”
这话一出，围观的几个读书人眼睛都亮了。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的年轻人挤进来，急急地问：“什么考核？考什么？”
张叔摇摇头：“告示上没说，只说让去当地衙门报名，统一安排。”
年轻人二话不说，转身就跑。
旁边的人喊他：“你跑什么？”
他头也不回：“回去换衣裳！报名去！”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个上午就传遍了整个京城，又从前门大街的茶楼酒肆，一路传到城外十里八乡。
等到日头升高的时候，整个大靖都沸腾起来了。
不为别的，就为那一句——“吃皇粮”。
这天底下的读书人，有多少是冲着做高官去的？多得很。
可也有那么一批人，寒窗苦读数十年，考不中进士，考不中举人，甚至连秀才都考得勉勉强强。
他们不是不想做官，是实在没那个命。
于是有人去做了师爷，有人去做了账房，有人回乡开了私塾，守着几个蒙童，挣几个束修糊口。
如今，公立学堂的先生也能吃上皇粮了。
那些举人、秀才们，哪一个不是跃跃欲试？虽说比不上七品知县，可好歹也是朝廷的人，按月领俸禄，旱涝保收。
更别说，还不用像做官那样背井离乡、异地为官。在家门口教书，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给个知县都不换。
京城各衙门的门口，当天就排起了长队。
顺天府衙门外头，人最多。
有穿着长衫的秀才，有穿着短打的童生，还有几个穿着旧官袍的举人——那是早年考中了举人、却一直没候到实缺的。
他们站在队伍里，和那些年轻后生一起等着报名，脸上的表情，有期待，有紧张，也有一丝说不清的感慨。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秀才排在队伍中间，手里攥着一本翻烂了的《四书章句》，嘴里念念有词。旁边一个年轻人问他：“老先生，您还背这个？”
老秀才瞪他一眼：“考核考什么你知道吗？万一考经义呢？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年轻人缩了缩脖子，也掏出书来，低头默念。
对于原本开私塾的先生们，朝廷也有安排。
那些教学平平的，和普通读书人一样，考核之后安排进公立学堂。
可对于那些成绩斐然的，朝廷另有重用。
苏州的姚先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姚先生本名姚文瑞，苏州府人氏，年轻时也是屡试不第的举子。
考了十几年，连个进士的影子都没摸着，心灰意冷之下，便在自家院子里开了个私塾，，混口饭吃。
谁知道，这书教着教着，竟教出了名堂。
先是他邻居家的两个孩子，跟着他读了几年书，一个中了秀才，一个中了举人。消息传开，附近的人家纷纷把孩子送来。
姚先生也不挑，只要是愿意读书的，他都收。又过了几年，他教出的学生里，陆陆续续有考中进士的。一个、两个、三个……到后来，竟凑了七个。
七个进士里，有林家兄弟占了三个，姚先生每每说起，都捋着胡子笑：“那三个孩子，是我教过的最聪明的。尤其是林子恬，过目不忘，我教了他不过五年，就没什么可教的了。”
还有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也中了进士。
剩下的两个，是旁人家的子弟。
七个进士，这在大靖的私塾里，也是头一份的存在了。
姚先生努力了大半辈子，觉得自己考不中后才不得已开了私塾，没想到老了老了，竟实现了年轻时候吃皇粮的梦想。
圣旨到苏州那天，姚先生正在院子里给几个孩子上课。传旨的差役站在门口，高声念完告示，姚先生愣在那里。
“姚先生？”一个孩子怯怯地喊他。
姚先生回过神来，手都在抖。
“朝廷……任命我做苏州公立学堂的堂长？”他不敢相信地问。
差役笑道：“正是。姚先生您可是教出了七个进士，这是实打实的功劳。朝廷说了，像您这样的，直接任命，不用考核。”
姚先生站在那里，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酸。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一次次落榜，想起别人嘲笑他“不是读书的料”，想起他关了房门偷偷哭的那个晚上。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峰回路转，老天爷在别处给他开了一扇窗。
“好，”他喃喃道，“好。”
当天晚上，姚先生让老伴炒了几个菜，自己喝了一壶黄酒。
喝着喝着，忽然哭了。老伴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
他抹着眼泪说：“没事，就是高兴。”
同样被此事波及到的，还有金陵的贾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