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我安稳得很。”沈从深连忙答道。

    “安稳？”沈从厚看着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几天想买那家会所，据说还用了手段。”

    沈从深讪讪一笑，“这不是——这家挣钱嘛。”

    “行了。”沈从厚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就此一次，之后别再闹出动静来。”

    “好的，哥。”见大哥没有责骂，沈从深一下安下心来，有了闲心去看沈峰带来的礼物。

    他拿起那两盒大红袍端详了一番，“大哥，沈峰这小子送的大红袍，倒是好东西。”

    沈从厚恰好在窗边看见沈峰走出大门的背影，低声自语了一句：“有能力，够隐忍，可惜和你父亲当年一样，生不逢时。”

    ......

    出租车沿着路往南拐，沈峰坐在后排靠右的位置。

    车拐进那条种满梧桐的街时，沈峰的目光从窗外扫过去。

    法国人当年铺的红砖路早换成了柏油。

    但路两边那些西班牙式、英式、法式混在一起的洋房还留着旧日的骨架，只是翻新了一遍又一遍。

    有的被改成了设计师工作室，有的挂上了私房菜的招牌，有的索性大门紧闭，只从围墙上面探出几枝没人修剪的夹竹桃。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像是在欣赏与自己无关的景色。

    但他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

    他知道前面那个路口转角是什么。

    他太知道了。

    那个位置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哪一栋是西班牙式的圆拱窗，哪一栋是英式的红瓦斜坡，哪一栋门前的石阶缺了一个角。

    那还是他拿父亲的小锤子砸的，母亲追着他满院子跑，他边跑边笑，笑声能穿过整条弄堂。

    他往窗外看了一眼。

    米黄色的外墙重新粉刷过了，铁艺大门换成了新的，门口那棵父亲栽的枇杷树，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修剪整齐的黄杨木。

    但整栋房子的轮廓还是原来的样子，二楼主卧的窗户，他小时候每天早上推开那扇窗，就能闻到花园里桂花和枇杷混在一起的甜味。

    母亲在楼下厨房里做早饭，父亲坐在餐桌前看早晨刚送来的《解放日报》，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照在父亲的眼镜片上，反射出一小片光。

    那是沈峰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光。

    他后来见过很多光。西北戈壁滩上落日熔金的光，机关大楼里日光灯惨白的光，但没有一种光比得上那片光。

    因为那片光里，他还有父亲，还有母亲，还有一个完整的、不必提心吊胆的家。

    “师傅~”沈峰刚开口，却又生生地止住了。

    他很想让车子停一下，可是又不能。

    现在这座洋房，不是自己的。

    他也绝对不能让人知道，自己对这座房子还有思念。

    他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用了整整十七年。

    十五年，他从北方县城的小科员做起，一步一个台阶，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每一步都在计算。

    不能快，快了会摔；不能慢，慢了会被落下。

    不能张扬，张扬了会被盯上；不能太低调，太低调了就没有机会。

    他像走在一条悬在半空的钢丝上，下面是万丈深渊，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他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他把所有这些都压在心里，压了十五年，压成一个坚硬的东西，沉在胸腔最底下。

    现在这扇窗户后面亮着灯。

    暖黄色的光，透过米色的窗帘洒出来，和他记忆里的光几乎一模一样。

    沈峰看着那扇窗户，觉得自己和那个亮着灯的窗户之间，隔了很远很远的东西。

    不止是这条马路，不止是这些梧桐树，不止是二十八年。那是一种更深的、更彻骨的隔阂。

    他不能靠近，不能触碰，不能承认那是他的。

    他连停车看一眼都不敢。

    “师傅，直接往前开。”

    司机应了一声，出租车平稳地滑过那个路口。

    沈峰的目光黏在那扇窗户上，直到车子转过街角，米黄色的外墙消失在法国梧桐粗糙的树干后面。

    他的手指微微松开，掌心里掐出了四道月牙形的印子，红红的，发着烫。

    他没有回头。

    窗外的梧桐一棵接一棵往后退，光秃秃的枝丫伸向铅灰色的天空，像无数只瘦骨嶙峋的手。

    沈峰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黑暗里，那些他压了很多年的东西开始往上翻涌。

    沈峰十二岁那年的冬天，是1982年的冬天。

    父亲沈修远，是改革开放后上海最早一批做外贸的人。

    不是九十年代，比那更早。

    沈修远是老三届，插过队，在生产建设兵团待了八年。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回京海，读了外贸专业，毕业出来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潮头，进了上海一家国营外贸公司。

    1980年代初，国家开始鼓励对外贸易，沈修远是第一批被派到广交会上和外商谈生意的人。

    英语好，脑子活，做事又踏实，没几年就从公司里出来，自己注册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

    那是真正的大时代。

    沈修远的公司专门做纺织品的出口，把京海的棉布、丝绸、羊毛衫卖到欧洲和日本去。

    生意最好的时候，手里握着好几个欧洲品牌的代工订单，公司账上的资金流水一年大几百万。

    那时候的“万元户”已经是报纸上宣传的致富典型了。

    沈家的日子过得不张扬，但那种殷实是实实在在地浸润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的。

    房子就是1985年买下的，花了整整两万块，当时在这个街区是头一份。

    沈峰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温润的人，说话不急不慢，喜欢听古典音乐，书房里有一台从日本带回来的黑胶唱片机。

    周末的时候放莫扎特，音量调得很小，怕吵到邻居。

    母亲周婉清是小学音乐老师，弹得一手好钢琴。

    家里那架聂耳牌钢琴是她结婚时娘家的陪嫁，摆在客厅靠窗的位置，每天下午放了学她就在那里教沈峰弹琴。

    沈峰不喜欢练琴，总是找各种理由跑出去。

    母亲也不逼他，只是笑着摇头，自己坐下来弹一首《致爱丽丝》。

    琴声从敞开的窗户里飘出去，飘过花园里的枇杷树，飘过铁门，飘到整条弄堂里。

    邻居们都说，老沈家的琴声啊，比广播里的还好听。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