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贾金龙，并不知晓他已经成为陆泽师徒三人盯着的目标。当他想着打探消息的时候，自身也在悄然之间暴露，这一切自然归功于陆泽的巧妙设计。其实，贾金龙并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几次三番的偶遇都...第二天清晨，天光微明，宁阳市郊的铁路职工宿舍区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里。陆泽推开招待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马魁已站在台阶下，手里拎着两只搪瓷缸，一只是他自己的，印着褪色的“先进工作者”红字；另一只崭新些，缸身还带着厂里发福利时留下的蓝漆边——那是给陆泽备的。“早茶。”老马把缸子递过去，热气腾腾地往上冒，“昨儿晚上没睡踏实，三点就醒了，干脆起来遛弯儿，顺道买了豆浆油条。”陆泽接过缸子，指尖被烫得一缩，却没松手。他低头喝了一口，豆香浓而不腻，甜度恰到好处，是宁阳本地老字号的手艺。他抬眼望向远处铁轨延伸的方向，晨风拂过鬓角，带着煤灰与青草混杂的气息。“焦作那户教师家庭，今天联系上没？”马魁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边角已被摩挲得泛白：“今早五点，我托邮局的老张加急发了挂号信，附了咱们的介绍信和档案处盖章的协查函。那边回信快的话，三天内就能有消息。”“廊坊那家呢？”“派出所那边熟人多，昨晚我就打了电话，今儿一早就让所里老李带队去走访。他说，那家原主是厂里八级钳工，七十年代初调去廊坊支援建设，如今退休在家带孙子，家里还供着个大学生。”陆泽抿了口豆浆，目光落在马魁略显疲惫的眼角上：“您这眼底乌青，比上次审讯偷粮贼时还重。”老马笑了下，抬手揉了揉太阳穴：“不是累的，是想事儿想的。昨儿夜里翻来覆去，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哪不对？”“彭明杰。”老马声音压低了些，四顾无人，才续道，“他今早给我回了个电话，说是有批新收的犯人，其中一人姓倪，老家就在宁阳东坝子，跟老瞎子住一条巷子，还喊过老瞎子一声‘干爹’。”陆泽端缸的手顿住。“干爹？”他重复一遍，语调平缓，却像刀锋擦过铁皮，“老瞎子一生未娶，膝下无子，怎么会有干儿子？”“对啊。”老马点头，“我也这么问了。明杰说，那人是六二年进的少管所，在里面呆了三年，出来后逢年过节都往老瞎子那儿送点米面，后来老瞎子失明，他还背过人去卫生所看过病。”陆泽静静听着，眼神却渐渐沉下去，仿佛水面之下有暗流悄然涌动。“可六二年……老瞎子闺女刚满两岁。”他轻声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怎么会认一个靠编筐卖钱维生的老鳏夫当干爹？尤其那人，后来还进了少管所。”马魁没接话，只深深吸了口气，目光投向远处铁轨尽头那抹将升未升的淡金。他们没再提彭明杰，但那个名字像一枚钉子，楔进了两人之间原本松弛的空气里。上午九点，陆泽跟马魁坐上了开往焦作的绿皮火车。车厢里人不多，只有几个背着帆布包、戴着蓝布帽的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坐在靠窗位置打盹。陆泽挑了靠门的座位，马魁坐在他斜对面，膝上摊着一本磨毛边的《刑法案例汇编》，手指却始终停在某一页，未曾翻动。火车缓缓启动，车轮与铁轨撞击出规律而沉闷的节奏。陆泽打开随身帆布包，取出笔记本，翻开最新一页。上面是他昨夜重新梳理过的线索链：【倪小红，1961年秋出生，两岁时失踪；老瞎子本名倪守义，宁阳东坝子人，终生未娶，靠编竹器为生；1963年冬，其居所遭不明人员撬锁，屋内竹筐散落一地，炕席掀翻，唯独墙上那幅“福”字完好无损——此细节出自当年报案笔录第十七页，未被归档为关键证据；同期，东坝子共七户人家迁出宁阳，其中三户为教师，两户为铁路职工，一户为国营商店售货员，一户为棉纺厂女工；七户中，有五户家中曾有两岁以下女童，但仅两户在六三年前后发生户籍变更：焦作家属院王秀兰家，长女原名“招娣”，六四年改名“爱华”；廊坊钢厂宿舍李桂芳家，次女原名“丑妞”，六五年注销旧籍，重新登记为“丽娟”。】陆泽用铅笔在“王秀兰”三字旁画了个圈，又在“李桂芳”下方轻轻划了一道横线。他忽然抬头，问马魁：“师傅，您还记得当年东坝子那场大火吗？”老马一怔，随即神色微变：“六三年腊月那场？烧了半条巷子，死了两个孩子……”“对。”陆泽点头，“烧的是西头第三排平房，其中一间，就是王秀兰家。”马魁喉结动了动：“那场火，报的是电线老化。”“可当时查火因的技术员，是我爸。”陆泽声音很轻，却像一块冰投入温水，“他回来后跟我说，屋梁焦痕呈‘V’形，底部有熔珠，不像电火，倒像是……有人泼了油。”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铁轨咔哒声固执地敲打着耳膜。老马没说话，只是慢慢合上了膝上的书。中午十二点，火车停靠焦作站。两人出站后直奔市教委家属院。门卫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听明来意后皱眉摇头：“王老师？早就不在这儿住了。她男人八零年就病退，一家子搬回老家信阳去了，前年听说也走了。”陆泽没急着走，蹲下身，从帆布包里取出一方蓝布包着的小盒，打开后是一副黄铜放大镜，镜柄上刻着细密的云纹。他指着门卫室墙角一处剥落的水泥地面，问：“大爷，这下面，以前是不是埋过块石碑？”门卫愣住：“你咋知道？”“水泥缝里有青苔根须，走向不对。”陆泽指给他看，“普通水泥裂缝是放射状，这却是平行纹路，说明底下有硬物顶着，常年受潮渗水，才把苔藓逼成这样。”老头啧啧称奇，真蹲下扒拉了几下浮土，果然露出一角灰白石面。他抄起扫帚柄往下凿，半晌，一块约莫巴掌大的残碑露了出来，上面依稀可见“先妣王氏”四字，落款竟是“一九六四年孟春”。陆泽盯着那“六四年”三个字看了很久，忽然问：“王老师家女儿，改名之后，是不是一直叫‘爱华’？”老头点头：“对！王爱华，现在在信阳师院当老师呢。”“她还有姐妹吗？”“没有，就一个闺女。”老头拍拍手上的灰，“不过……她妈怀她那会儿，好像流产过一胎，说是女孩，月份不小了，可惜没保住。”陆泽没再问，只默默记下“信阳师院”四个字，转身离开。傍晚，他们在焦作汽车站旁的小饭馆吃了碗烩面。马魁吃得慢，一碗面吃到见底，汤都凉了，还在搅动着碗底沉着的几片香菜。“你是不是……觉得王秀兰家有问题？”他忽然开口。陆泽放下筷子，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是昨夜他誊抄的原始卷宗复印件，边缘已微微卷曲。“您看这里。”他将纸推过去，指着其中一行：“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王秀兰丈夫提交‘因配偶患病需长期陪护’申请，获批病休三个月。而老瞎子女儿失踪，是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凌晨。”马魁瞳孔一缩：“这时间……”“太巧了。”陆泽接过话，语气平静，“他请病假，她改名，三天后巷子着火——火场离老瞎子家，步行不过两分钟。”马魁久久不语，最后只长长吁了口气，烟灰色的雾气从他唇间漫开，模糊了眼角的皱纹。当晚，他们住在焦作火车站旁一家招待所。房间狭小，两张单人床中间只隔半米。陆泽躺下后没关灯，就着昏黄灯光继续翻看笔记本。马魁侧躺着，望着天花板，忽然说：“我今天早上接到医院电话。”陆泽翻页的手停住。“你师娘复查结果出来了。”老马声音沙哑，“肺部阴影扩大，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陆泽合上本子，坐起身：“明天我去趟信阳。”“不。”马魁翻过身，面对着他，“你留在宁阳，盯廊坊那家。我一个人去信阳。”“您身体……”“我身子骨硬朗着呢。”老马扯了扯嘴角，“再说，这事得避着燕儿。她下个月就高考，不能让她分心。”陆泽看着他花白的鬓角，没再争辩。第二天一早，马魁独自登上南下信阳的列车。陆泽送他到站台，递过去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您要的‘东西’。”老马没问是什么，只点了点头，将纸包揣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陆泽回到宁阳已是下午。他没回家，直接拐进县医院后巷——那里有个不起眼的中药铺，门脸窄小，挂着褪色蓝布帘。他掀帘进去，药柜后坐着个穿灰布衫的老者，正用小铜秤称着当归。“陈伯。”陆泽唤了一声。老人抬眼，目光如古井无波：“来了。”“您答应我的事，办妥了么？”老人没答，只将秤杆轻轻一挑，三片薄如蝉翼的干姜落入药包，接着是两粒黑枣、一小撮黄芪。“你师父的方子，我没动。只是……加了味药。”“什么？”“川贝母。”老人终于抬眸，眼底掠过一丝极淡的悲悯，“润肺止咳，化痰散结。他咳得厉害，怕是……撑不到秋天了。”陆泽沉默片刻，忽然问：“您当年，是不是也给老瞎子抓过药？”老人手一顿，铜秤微微晃动。“他来抓的不是药。”良久，老人开口，声音低如耳语，“是砒霜。”陆泽呼吸一滞。“六三年冬天，他来过三次。第一次问‘有没有能让人睡过去就不醒的药’，我说没有；第二次他拿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断肠草、钩吻、砒霜’，问我哪个最快；第三次……他放下五块钱，说只要够分量，多少都行。”陆泽喉结滚动：“您给了？”老人摇头：“我熬了副安神汤，掺了点朱砂，哄他喝下去。他走的时候，手里攥着空药包，脸上倒是笑了。”“后来呢？”“后来……”老人枯瘦的手指轻轻抚过药柜上一道陈年裂痕，“东坝子失火那天，我看见他蹲在火场边，用竹棍扒拉灰烬，嘴里一直念叨——‘小红，别怕，爹这就来接你’。”陆泽没再说话，付了钱，转身出门。黄昏时分，他回到马家。马燕正在院中晾衣服，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发梢沾着细汗，在夕阳下泛着柔光。她听见脚步声回头，笑容清亮如初：“回来啦？我妈今儿做了糖醋排骨！”陆泽点点头，伸手替她扶正一根歪斜的晾衣绳。“对了，”马燕忽然想起什么，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汪新今儿来找我，非要把这个给我——说是姚玉玲让他转交的。”陆泽接过，展开一看，是张火车票存根，日期是六月十日，终点站：广州。“她说……她要南下了。”马燕踢着地上一颗小石子，语气轻松，“还说让我转告你，别等她回头。”陆泽将票根折好，放进胸前口袋，与那张焦作残碑的照片叠在一起。晚饭时，王素芳精神很好，夹了块排骨放进陆泽碗里：“多吃点，补补脑子。燕儿说了，你帮她补课，比她自己看书强十倍。”陆泽笑着应下，低头扒饭，却觉喉头微堵。夜深人静，他坐在院中石凳上，掏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里空白一片，只有一行铅笔小字，写得极轻，却力透纸背：【若真相是一把刀，它割开的从来不是谎言，而是所有人的命。】他合上本子，抬头望向夜空。北斗七星清晰可见，勺柄所指的方向，正是廊坊。而此刻，在千里之外的廊坊钢厂宿舍区，一盏昏黄灯泡下，退休钳工李建国正佝偻着腰，在旧木箱底翻找什么。他手中捏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背面用蓝墨水写着：“丽娟周岁留念，”。照片上，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婴坐在竹椅里，左手腕上系着一根细细的红绳，绳结打得极紧，仿佛生怕它松开。李建国的手指在那红绳上反复摩挲，良久，才将照片塞进枕头底下，又用指甲，在木箱内壁悄悄刻下第三个“正”字。窗外，一只夜莺忽然啼鸣，声音凄清，划破寂静。陆泽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明天一早，他就要启程去廊坊。而笔记本上，最后一个待核查的名字，正静静躺在纸页中央，墨迹未干：【李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