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房里,弗里茨正在给M7梳毛。
杨平推门进来,弗里茨立刻站起来,手里的梳子握得很紧,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弗里茨是动物管理员,但杨平每次来动物房,都会直接找他,而不是找负责轮值的学生。
杨平说,“继续!“
弗里茨迟疑了一下,又蹲下去,M7趴在笼子里,眼睛半睁,看到杨平,耳朵动了动,但没有抬头,它在享受梳毛,不想被打断。
杨平蹲下来,和M7平视。
“今天怎么样?“他问弗里茨,眼睛却看着M7后腿的纱布。
“吃得好,“弗里茨说,“凌晨三点醒了一次,我喂了水。早上七点吃了半根香蕉,九点吃了三颗葡萄。“
“排泄?“
“正常。“
“睡眠?“
“断断续续,“弗里茨说,“但加起来有十四个小时。“
杨平点点头,伸手轻轻按了按M7的足背。M7的腿抽动了一下,不是反射,是轻微的躲避,这说明感觉通路在恢复,而且是有意识的恢复。
“韦伯教授,“杨平头也不回地说,“您来看。“
韦伯从后面走上来,蹲到杨平旁边。他的膝盖不太好,蹲下去的时候轻轻“嘶“了一声,但他没抱怨。
“躲避反应,“杨平说,“术后第三十五天,第一次出现。“
韦伯盯着M7的腿,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也按了一下,力道比杨平重一些。M7的腿再次抽动,幅度更大,还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哼叫。
“不是反射,“韦伯说,声音有些发紧,“是感知,它知道我们在碰它,而且它不喜欢。“
“对,“杨平说,“这意味着Aδ纤维和C纤维都在恢复,但恢复得太快,不一定是好事。“
“中枢敏化,“韦伯接话,“痛觉过敏的前兆。“
杨平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丝赞许。韦伯来之前,他担心这个诺奖得主会摆架子、指手画脚。但三个月下来,韦伯的表现超出了他的预期,不是那种客套的“合作“,是真的把自己当成团队的一员,该争论的时候争论,该服从的时候服从。
“您的判断呢?“杨平问。
“光遗传学系统需要提前启动,“韦伯说,“不能等到第四周末,第三周末就该介入,时间窗比我们想象的更窄。“
“和我的判断一致,“杨平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唐顺!“
唐顺从门口走进来,他其实一直没走远,就在走廊里守着。
“教授,“他说。
“通知伊娃,明天提前启动光刺激方案,“杨平说,“把原定的时间表往前挪七十二小时。你亲自盯电生理数据,每两小时记录一次,有任何异常直接打我电话。“
“明白,“唐顺掏出手机,开始记,“还有别的吗?“
“还有,“杨平顿了顿,“让汉斯和莉娜把蛋白质组学的数据再跑一遍,重点看BDNF的异构体分布。我怀疑之前的抗体特异性不够,可能漏掉了某个亚型。“
“好。“
“韦伯教授,“杨平转向韦伯,“您团队的设备调试,还需要多久?“
“光纤阵列的耦合效率已经到百分之八十五了,“韦伯说,“但LED模块的散热还有问题,连续工作四小时后温度会升高两度,可能影响NpHR的活性。“
“能解决吗?“
“给我两天,“韦伯说,“我重新设计散热片。“
“一天,“杨平说,“明天晚上之前,我要看到稳定运行六小时的记录。“
韦伯沉默了片刻,然后点头:“一天。“
唐顺把杨平的指令传达下去,整个研究所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齿轮开始转动。
伊娃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宿舍整理行李,她原打算利用这个难得的周末去买一台新的示波器。她听完唐顺的话,只说了一句“知道了“,就挂掉电话,把行李箱推到床底下,换上白大褂往实验室走。
汉斯和莉娜在食堂吃面,接到通知后,汉斯把剩下的半碗面推到一边,莉娜则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电脑,一边走一边开机。
“唐主任说数据要再跑一遍,“汉斯嘟囔着,“我们上周不是刚跑过?“
“杨教授怀疑抗体特异性,“莉娜的眼睛盯着屏幕,“这意味着之前的结论可能全部要推翻。“
“全部?“
“全部,“莉娜说,“如果BDNF的某个异构体被漏掉了,那整个信号通路的模型都要重建。“
汉斯叹了口气,但脚步没有慢下来。他跟韦伯在德国工作了五年,见过韦伯发脾气的样子,论文被拒的时候,实验失败的时候,年轻人犯错的时候。但来了中国三个月,他没见过杨平发脾气。杨平不发脾气,他只是看着你,目光很淡,然后说一句“重做“。就这两个字,比韦伯拍桌子还有威力。
“莉娜,“汉斯突然说,“你觉得杨教授和韦伯教授,谁更厉害?“
莉娜的脚步顿了一下。
“从学术地位来说,不管是学术地位还是科研能力……“她说。
她没说完,但汉斯懂了。
在德国的时候,韦伯是金字塔尖的人物,所有人仰望他。但在这里,在三博所,韦伯是仰望杨平的人。不是客套,是真的。汉斯亲眼见过韦伯给杨平发邮件,问一个技术细节;也见过韦伯在组会上,因为和杨平意见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却主动说“杨教授,您说得对,我重新想“。
这种姿态,韦伯在德国从来没有过。
韦伯在实验室里,对着一台显微镜,手里握着一把微型锉刀,正在修改一个散热片的结构。他的手指很大,但动作很精细,每一刀都落在该落的位置。
“卡尔,“艾琳娜把一块苹果派放在他手边,“先吃。“
“等会儿,“韦伯头也不抬,“还有三个面要修。“
“杨教授让你一天完成?“
“对!“
“你以前在德国,遇到这种 deadline,会怎么做?“
韦伯停下手里的动作,想了想。
他说:“在德国,我会告诉那个提 deadline的人,这是不可能的,需要三天,就是三天。“
“那这里呢?“
“这里,“韦伯拿起苹果派,咬了一口,“我说一天,就是一天。因为杨平说一天,那一定是一天。不是他在逼我,是时间真的只有一天。“
艾琳娜看着他,看着这个和她一起走过了四十七年的男人。他的头发全白了,手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多,但眼睛还是亮的,像年轻人一样亮。
“你变了,“她说。
“变了?“
“在德国,你是国王,“艾琳娜说,“在这里,你是学生,但你看起来……更开心了。“
韦伯咀嚼的动作慢了下来。他看着显微镜下的散热片,看着那些精密的纹路,突然笑了笑。
“因为在这里,“他说,“我不需要当国王,我只需要,把这件事做好。“
他指向散热片:“修好它,让LED稳定工作,让M7不疼。就这么简单。“
“简单?“
“对,简单,“韦伯说,“在德国,我要考虑经费、职称、论文排名、学术政治。在这里,杨平只问我一件事,能不能做好。能,就做;不能,就说,没有中间地带。“
“你喜欢这种简单?“
“我爱这种简单,关键这么简单,确实在做着一件伟大的事情。“韦伯说,然后继续啃苹果派,继续锉散热片。
艾琳娜没有再说什么,她轻轻拍了拍韦伯的背,像四十七年前在海德堡的大学,她拍那个刚整理好数据、累得瘫在椅子上的年轻研究员一样。
晚上七点,唐顺敲响了杨平办公室的门。
“进,“杨平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唐顺推门进去,看到杨平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一支马克笔,正在画一张复杂的时间线图。白板上已经画满了,各种颜色的线条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网。
“教授,“唐顺说,“伊娃的数据出来了。“
“说!“
“提前启动光刺激后,M7的背角放电频率从每秒十二赫兹降到了每秒四赫兹,稳定在正常范围内。触觉阈值从0.2克力回升到0.6克力,痛阈从10克恢复到13克。“
“方向对了,“杨平没有回头,“但还不够。0.6克力还是低于正常值,说明敏化还在。“
“伊娃建议增加光刺激的频率,从每小时一次改为每半小时一次。“
“不行,“杨平摇头,“频率太高,NpHR会脱敏。就像GABA_A受体一样,持续激活会导致效果递减。“
“那您的想法?“
杨平放下马克笔,转过身来。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阴影,但目光依然清醒,像深夜里的两盏灯。
“我的想法是,“他说,“不要增加频率,要增加精度。“
“精度?“
“对,“杨平走回办公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手稿,“这是我昨天找人写的,一个新的闭环算法。不是简单的阈值触发,是预测性触发,根据M7过去十分钟的电活动模式,预测它未来五分钟的放电趋势,提前介入,而不是等异常出现了再补救。“
唐顺接过手稿,快速浏览了一遍。他的眉头越皱越紧,最后停在了某一页。
“这个算法……“他抬起头,“需要实时处理的数据量很大,我们现有的设备可能撑不住。“
“所以需要你,“杨平说,“你是实验室主任,设备的事你解决。“
“我可以申请采购新的GPU集群,但审批流程至少要两周……“
“等不了两周,“杨平说,“你用现有的资源,做优化。压缩数据维度,简化模型,牺牲一点精度,换实时性。“
“牺牲多少精度?“
“不超过百分之五,“杨平说,“超过百分之五,预测就没有意义了。“
唐顺沉默了一会儿。百分之五的精度损失,在工程上是一个极其苛刻的要求,意味着他要在算法和硬件之间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崩盘。
“有困难?“杨平问。
“有,“唐顺诚实地说,“但能做。“
“多久?“
“四十八小时,“唐顺说,“给我四十八小时,我出一个可运行的版本。“
“那就四十八小时!”
“我去做了,“他说,声音有些发紧。
“去吧,“杨平说,“我在这里,有事随时找我。“
韦伯完成了散热片的修改。
他把LED模块装到测试台上,接上电源,设定连续运行六小时。前四个小时,温度稳定在三十五度,没有上升。第五个小时,温度升到三十六度,但还在安全范围内。第六个小时,温度回落到三十五度五,散热片的热容发挥了作用,度过了峰值期。
韦伯把数据记录下来,发到杨平的邮箱。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曼因斯坦从门口走进来,手里拿着两杯茶。
“完成了?“他把其中一杯递给韦伯。
“完成了,“韦伯接过茶,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味道怪怪的!“
“中国的茶都这样,挺好喝的。“曼因斯坦说,“只是您还没习惯?“
“慢慢会习惯的,“韦伯又喝了一口,“还算行!“
曼因斯坦在韦伯旁边坐下,看着测试台上那个小小的LED模块,黄色的指示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像一颗遥远的星星。
“韦伯教授,没想到你还会这玩意?”
“当然,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只是不能只局限于一点,这样很难激发想象力。“
“你来中国,把实验室搬过来。给杨平……打工,后悔吗?“
韦伯转过头,看着曼因斯坦。
“曼因斯坦,你知道在德国,别人怎么叫我吗?“
“Professor Weber,“曼因斯坦说,“或者,诺贝尔奖得主韦伯。“
“对,“韦伯点头,“他们叫我的时候,眼睛里是距离,他们尊敬我,但不敢靠近我。“
“在这里,杨平叫我韦伯教授,唐顺叫我韦伯老师,弗里茨叫我韦伯先生,但没有人叫我诺贝尔奖得主。“
“您在意吗?“
“我在意,“韦伯说,“但我更在意的是,他们叫我的时候,眼睛里没有那么远的距离。他们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可以一起做事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仰望的雕像,我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轻松,某种真正的纯粹的东西。”
“是呀,我也是,有时候这种感觉很奇妙,或许是杨教授太强了,其他人,所有人都是平凡的众人。”
“或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