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长安的街市上有一则流言，传的是沸沸扬扬。

    内容大概是当朝宰辅、云国公秦时恃功自傲、跋扈至极。不仅仗着手中的权势硬生生的逼的万年县的古县令打算辞官，甚至还亲自到县衙去羞辱古县令。

    古县令的官声一向很好，这几年万年县在他的带领下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流言传出后，在民间的反响很激烈。

    但不等流言进一步发酵，古县令就亲自出来辟谣了。

    声称云公乃是社稷功臣，他个人对云公是极为推崇尊敬的，请众乡邻切勿轻信谣言，更不可传播此等言论。污蔑朝廷重臣，是要被问罪的。

    顿时，流言不攻自破。

    就在士族们纷纷咒骂古韬没有骨气，居然轻易就向秦时低头，果然是寒门出身，一心攀权附贵，没有丝毫风骨可言！

    而他们准备想其他办法继续抹黑秦时的时候，秦时也准备利用“新华轩”对他们进行第一波收割了。

    这一天，从开业以来，就一直将纸张价格定在5钱一张的新华轩，突然宣称“开业酬宾”活动已经结束，今后纸价将恢复至正常价格的25钱一张。

    这个价格，虽然同样比其他士族店铺的同价位纸有质量优势，但至少不存在之前那种夸张的价格差了。

    众士族在惋惜没有便宜可占的同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要是新华轩真的可以将纸张成本降低到那种程度，他们家族这些年建立起来的“知识垄断”的优势将丧失大半。

    武德九年十一月二十六。

    李二在朝会后再次召集大臣们开小会，不过这次人有点多。

    不仅有秦时等心腹，还有裴寂、李纲等老一辈官员，以及如杜正伦、许敬宗、孙伏伽这样官职不算高，但是才名远播之人。

    讨论的话题也只有一个——科举！

    李二首先表示，大唐自武德五年开科举以来，每年都有开科取士，至今共计录取秀才科6人，进士科27人，明经科463人。

    但是，数年过去，真正可堪一用之人，却是寥寥无几。

    就连被视为储相之才的六位秀才，在被授予官位后，表现也是均未能达到预期。

    能考中秀才，其天赋才情皆是万中无一，如今却悯然众人，究竟是何原因？难道是我大唐对人才的培养方式有问题吗？

    （解释一下，隋唐科举，分秀才、进士、明经三科。

    其中秀才最难，也最尊贵，隋朝时录取人数就少，唐朝更少。每年就那么一两个人，有时候甚至一个考上的都没有，所以在高宗永辉二年时就停了。

    从武德五年至永辉元年，二十九年出了二十九个秀才，但是这二十九位储相别说出宰相，就连史书留名的都没有一个。

    上文提到的杜正伦、许敬宗、孙伏伽都是隋时的秀才，孙伏伽还是武德五年进士科的第一名。

    除了基数小之外，主要是当时规定秀才科“举不第，连坐州长”，也就是地方官推荐了，但是没考上要被罚。

    因此，地方不敢荐、先生不敢教、士人不敢考，考上的都是无师门、无党派、无背景的孤家寡人。

    而当时朝廷的中高层几乎被关陇贵族、山东士族、天策府功臣垄断，有才无背景的秀才们冒不了头。

    进士科录取人数略多，考的是诗赋 + 时务策，地位也很高，被称为白衣公卿。

    进士的基数更多，加上基本都是有一些出身的，武德的这27个进士也出了不少名人，做到宰相的也有3个。

    明经科，考的是背经书、默写、解释经文，记忆力好就能过。

    而且一年录取几十上百人，属于最容易的上岸选择，并且初始官阶往往还比进士更高。

    但是上限比较低，能做到高品级的人非常少，唐初时的代表人物就是狄仁杰。

    因此，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比喻考明经的简单与考进士之难。）

    有大才的秀才们为什么冒不了头，在场的士族出身的官员们都心知肚明，但没人蠢到承认是他们在联手打压。

    眼看李二要发火，秦时站出来解释道，“陛下息怒，臣以为，诸秀才、进士有才而不显，非是朝廷养士无方，实是三科之制、用人之途、官场之势三者不合也。

    秀才者，皆经国之才。

    然其一时间太短，历练不够。

    二来，登科者皆为寒门、平民学子，或是面对诱惑难以把控，或是难识奸狡之计。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一入仕途，便入权贵交织之网，自是难以挣脱。

    第三，这些人出身微寒，上无援引，下无党援，遇事不敢言、有功不敢争，稍有锋芒便遭排挤，纵有良谋亦难施展。

    久而久之，锐气消磨，才情沉埋，不过碌碌随众而已。非其才不堪用，实是势不能用也。”

    “景玉见微知着，一语道尽症结之所在。”李二叹息道，“景玉既知其弊端所在，可有解决之法？”

    “陛下欲为国甄选良才，此乃利国利民之事。臣虽驽钝，敢不效犬马之劳？”秦时躬身道，“陛下欲选良才，以臣之愚见，有三不利。

    第一，朝廷规定，秀才科‘举不第，连坐州长’。而秀才科取士又是公认最难，如此，官不敢荐，士不敢应。

    此规不废，无人应考，又如何选才？

    第二，如今科举考试，犹如儿戏。

    替考者、夹带作弊者、考官徇私者，皆司空见惯也。”

    秦时此言一出，士族官员纷纷变了脸色。

    但不等他们说话，秦时又拿出一个卷轴道，“此乃臣整理出一套预防科举舞弊的方法，照此施为，不敢说能绝对防止舞弊，但至少可以减少九成以上。”

    李二闻言眉头一挑，示意张阿难接过卷轴，但却没有直接打开，而是示意秦时县讲第三条不利点。

    秦时于是又继续说道，“这第三点，便是笔墨纸张价格昂贵，尤其是纸张，一张普通的纸，便是大多百姓辛劳一日也不见得买得起。

    纸贵，书籍自然也贵。

    拿《论语》来说，市面上最多的是魏晋时何晏的《论语集解》，共分十卷；东汉郑玄注《论语》同样也分十卷。

    而单独一卷的价格，纸张、笔墨、人工、铺面成本叠加后，商户还要赚钱，定价最少需要400钱以上。

    也就是说，一整套《论语》最少要4贯钱才能买到。

    这样的价格，导致能读得起书的人实在太少了。

    读书人的基数少，有才学的人自然也就少。

    因此，若是陛下想要大唐人才辈出，便需要让读书人多起来！”

    “可是，想要更多的人能读的起书，就必须要将笔墨纸张的价格打下来。

    而笔墨纸张昂贵，是因为制造成本就在那摆着。商人逐利，没有利益的事情，便没有人去做，哪里有这般简单？”李二叹息道。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逐利的。”秦时说道，“不知陛下可知‘新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