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月票番外不是完整版，只有半篇，我人都麻了，现在补全一下，已经投票的可以看这里。）巴黎也无非是这样。塞纳河畔的梧桐叶黄了的时节，望去确也像镀金的波浪。但树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在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爱斐尔-梭勒铁塔。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公寓房东太太的起居室那里有几份报纸可看，有时还值得去坐坐；倘在下午，临街的那间小客厅里倒也还有些阳光。但到傍晚，楼上的琴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楼梯烟草气缭绕；问问精通时事的同学，答道：“那是在练华尔兹。”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我就往索邦医学院的预科班去。从卢森堡公园出发，乘电车不过三刻钟，便到一处站台，写道：蒙日广场。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先贤祠了，那是许多法兰西大贤安息的地方。医学院预科班是一座灰楼，并不高；冬天阴冷得厉害；中国学生倒有五六人，都在预备班里。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巴黎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得了“索雷尔奖学金”，即便换了学校，也还有几位先生为我的课程操心。我先是住在穆浮达街的一个公寓里的，早春还颇寒，壁炉却已经停了，后来向房东要了条旧毯子，裹了全身，只留两只手翻书。在这呵气成霜的屋里，竟也读完了厚厚一本《生理学》，居然没有生病。房东包餐的面包奶酪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公寓太靠近酒馆，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酒馆的喧哗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笛卡尔街，离酒馆确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洋葱汤。医学课自然是紧要的，但我那时不知怎地，心里总觉无所寄托。在南京时便常读严几道译的《天演论》，又见他译的《老卫兵》《故乡》——那作者唤作“朗拿度·梭勒”的——字里行间透着悲悯与智慧，教人看了，非得长叹一声不可。到了巴黎，才知这位梭勒先生今年不过四十五岁，就在索邦讲授文艺。我便起了念头：何不去听听？于是向学校递了申请，说想修习文学课程。管事的法国人瞪圆了眼，将我从头看到脚，像是瞧见了什么稀罕物事，最后竟也批准了，只说：“别误了正课。”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欧洲现代文学”是两位教授分任的。最初是十九世纪小说。其时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先生，栗色的头发近于全黑，拄着一支手杖，左眼戴着单片眼镜，手里拿着几本边角磨毛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轻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道：“我是莱昂纳尔·索雷尔。这学期由我来讲巴尔扎克之后的法国小说。”班上的同学低声欢呼起来了，俨然戏班大角登了场。他接着便讲述《人间喜剧》如何为现代小说开路，那些磨毛的书，便是他自己早年读的版本，页边写满了批注。起初有几本是廉价的平装本；还有英国书店买的英文译本，他说如想学英文时，便可向他借这些书，译得相当不坏。那坐在后面欢呼的是文学院的老生，在校已经两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梭勒先生的历史。这梭勒先生，据说是出身寒微的，年轻时住在十一区的阁楼，冬天只有一件旧外套，肘光如镜；如今虽成了名，却还常去工人咖啡馆坐着，有一回被新来的侍者当作穷作家，不肯给他多一份糖。又说他是电气公司的股东，汽车工厂的创办人，却突然回索邦要教书。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回下课后，在学校里和管马车的老工人聊了半日，还拍了拍那人的肩。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四下午，别的法国同学多去了娼馆，我独在教室自习。他的助教便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堆满书稿的桌前——他其时正在校订新书《动物庄园》的清样，后来那书在《现代生活》上连载了出来。“你的笔记，能给我看看么？”他问。“记得很乱……”“不妨事，拿来我看！”我交出那本粗陋的笔记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两星期可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笔记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补了许多遗漏的作家生平，连法文的语病，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他称之为“清醒的浪漫主义”的那些作品。可惜我那时法文到底不够好，有时听得糊涂。还记得有一回梭勒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笔记上的一段来，是他讲福楼拜《情感教育》的话，指着，向我和蔼地说道：“你看，你将这个人物的动机理解得偏了。——自然，这样想，的确更有些悲剧意味，然而小说人物不是傀儡，他有自己的逻辑，我们不好随意替他添些心思。现在我给你改写了这几句，以后你要多注意上下文。”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理解还是我的深刻；至于作者的用意，我自然还是知道的。”学期中间有一次小考之后，我便去卢森堡公园散了半天步，回来时成绩早已公布了，同学三十余人之中，我在中下，不过是没有不及格。这回梭勒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左拉与自然主义。讲到左拉的《萌芽》那一日，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那轻快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你先前学的是矿务，左拉先生的《萌芽》，便是受矿工苦痛生活的启发。你有空可与中国矿工的生活作比，也好知道文学的脉络是相通。”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不仅知道中国有科举，而且了解得很详细，有次问我八股文作得怎么样，我只好说自己连秀才也未曾得中。又同我说中国的读书人变成怎样的迂腐，末了鼓励道，“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天，同班的法国学生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笔记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门房就交给我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罢！”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值左拉先生逝世未久，德雷福斯案余波又起，巴黎报纸上天天争论。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次小考的题目，是梭勒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的，我因为预先知道，所以竟能及格。末尾是匿名。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办沙龙，教务便在布告栏写通知，末一句是“如热爱文学，务必到场”，而且将“热爱”用了大写强调。我当时虽然觉到大写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大写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梭勒先生的偏爱。我不好将这事告知梭勒先生，恐他起忿；但有几个和我相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教务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怀疑的证据拿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教务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满是道德教训的信退还了他们。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愚昧的，分数能及格，便不是自己的本事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羞辱弱国人的命运了。有一回梭勒先生讲到殖民文学，带了几张《小巴黎人报》的画报来，上面印着非洲土人喝咖啡、穿西装之类的漫画。班里几个学生便笑起来，有一个回头瞥我一眼，像是在看画报上那些土人的同类。“野蛮人喝咖啡便也还是野蛮人。”有人低声说。这种低语，是每看一张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租界里趾高气扬的外国人，他们又何尝不带着这样的眼神看中国人，——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却从S城寄了一封信来，是母亲央我回乡。到第一学期的终结，我便去寻梭勒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多听文学课了，并且将离开法国，离开巴黎。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惊讶，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我想回中国也可继续学文艺，用先生教给我的眼光。要医中国人的病不在身体，在精神。”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文艺，因为看得他有些怅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为医学这些实务学的知识，于文艺也有些帮助的。”他想了想说，“柯南·道尔、契诃夫便都是学医，一样写得很好。”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那是在维尔讷夫的一栋别墅，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文字的书，中文的竟也有十几种，严译的《老卫兵》就在最显眼处。他交给我一张照片，是他在索邦圆顶下的半身像，后面写着：“戒烟”，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我离开巴黎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文艺；大而言之，是为人类，就是希望清醒的勇气能传到各处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在中国只被识西学的所知道。他所改正的笔记，我曾经订成一厚册，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回国时过苏伊士运河，中途遇着风浪，箱子进了水，许多书稿都霉烂了，恰巧这笔记也损毁在内了。责成轮船公司去查，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温和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轻快却有力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掐掉手里的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注释：1文中“梭勒”为法语姓氏Sorel的音译，在严复等早期译介中常作此译，现在通译为“索雷尔”。莱昂纳尔·索雷尔曾于1902年短暂在索邦文学院任教一年。2作者于1902年1月毕业于南京矿路学堂，成绩优异获公费留日资格，同时获得“索雷尔奖学金”。后于当年3月赴法留学，进入巴黎高等矿业学校深造。同年9月转入索邦医学院预备班，并往文学院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