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宁村本来就这么百多户人家，之前已经有差不多一半人家签了拆移民协议，现在有杨建义牵头，其他村民见状，也就不再犹豫了，纷纷把协议给签了。这还不算完，马山水又把全村的人都召集到了村支部。“李总仁义，额们回宁村的人也不能差了事，咱们家家户户在周围村子都有亲戚，现在地里也么啥事，不如都出去，到亲戚家帮着政府一起动员动员，咋样？”刚刚马山水听马平贵说了被树立成典型的好处，当时就动了这个心思。既然都是......杨建义没吭声，只把两只粗糙皲裂的手往裤缝上狠狠蹭了两下，又抬起来，用指甲抠着掌心里的老茧——那茧子厚得发白，边缘翻卷着干皮，像一层被风沙磨硬的树皮。他蹲得更低了，几乎要把额头抵到膝盖上，肩膀微微抖着，不是冷，是憋着什么，又不敢放出来。院角那只瘦骨嶙峋的芦花鸡扑棱棱飞上土墙，歪着脑袋盯了他们一会儿，又跳下来，啄食地上散落的几粒糜子壳。李天明没催，也没再递烟，只是从随身帆布包里掏出一本硬壳笔记本，翻开，纸页已经泛黄卷边，最上面一行字是蓝墨水写的：“1970年冬，青石沟大队冬耕记事”。他用拇指摩挲了一下那行字，才抬眼看向马山水：“马支书，村里现在还有多少学龄儿童，实际在读？”马山水愣了下，下意识掰手指头：“上小学的……大概二十七八个？初中……就剩仨了，都在乡中学寄宿，一月回一趟家，路远，来回走二十里，都是跑着去的。”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上初中的娃，家里都咬着牙供，指望考个中专，出来当个民办教师，或者进粮站、供销社……可去年中考，仨娃里，一个数学考了七分。”空气静了一瞬。高书记喉结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李天明合上本子，轻轻放在膝盖上，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枯井：“七分，不是不会，是没教过。”马山水嘴唇翕动，没接话。他想起前年县教育局派来的支教老师，来了三天，住不惯，嫌厕所臭，嫌水浑，第五天早上，人就拎着皮箱坐拖拉机走了，临走还说：“这地方的孩子，根儿里就缺那股子气。”“马支书，村里有废弃的窑洞吗？”李天明忽然问。“窑洞？”马山水一怔，“有啊，老庄子后头，原来挖来存糜子、藏红薯的，早塌了半截，没人用了。”“塌了，能修。”李天明说，“我今天不走，就住村支部。明天一早，你带我去看三处地方：一处是村里最平、离水源最近的荒地；一处是那几孔废窑洞；还有一处——你们村最早打的那口深井，在哪儿？”马山水彻底懵了：“老哥，你这是……要盖学校？”“先不叫学校。”李天明摇头，目光扫过院门口那两个刚扒着门框偷听、此刻又被马山水一声咳嗽吓缩回去的孩子，“叫‘回宁学堂’。不收学费，管一顿午饭，课本和本子，我从海城带。孩子来了，先识字，再算数，再讲讲外面怎么修高铁、怎么种大棚、怎么用手机查天气——这些事，不比背《三字经》难。”杨建义猛地抬头，眼睛红得像熬了三天三夜：“老哥，你真……真不骗额？”“我姓李，叫天明。”李天明从包里摸出一枚旧搪瓷缸，缸身掉漆，印着褪色的“先进生产者”几个红字，“这是我1972年在东北林场拿的奖。那时候，林场也穷，雪齐腰深，零下四十度，我们三十号人，硬是用钢钎和麻绳，从冻土里凿出三公里引水渠，浇活了八百亩苗圃。没人信我们能成，连场长都说，冻土上种树，纯属做梦。”他把搪瓷缸递给杨建义：“缸底刻着我的名字和年份。你要是不信，等回了固原，托人捎去海城，随便找哪个老劳模协会、老工会问问，李天明，是不是真有这个人。”杨建义双手捧着缸，指腹一遍遍抚过那凹凸的刻痕，像在摩挲一件圣物。他忽然把缸紧紧按在胸口，喉咙里咕噜一声，没哭出来，却把脸埋进了臂弯里，肩膀剧烈地起伏。这时，狗蛋悄悄挪到李天明脚边，仰起小脸，怯生生问：“爷爷……学堂里，能吃馍馍吗？”李天明蹲下来，平视着他：“能。每天中午，一个白面馍，一碗豆面汤，菜里带油星儿。”银花立刻拽了拽哥哥的衣角，小声说：“哥，豆面汤……就是咱煮糜子时，浮在上面那层黄黄的沫沫？”李天明笑了，伸手揉了揉她枯黄的头发：“比那香十倍。而且——”他顿了顿，从包里又取出一小袋真空包装的奶粉，“喝这个，长个儿，不晕乎，晚上睡得香。”奶粉袋子上的“雀巢”二字，烫得马山水眼睛发酸。他记得十年前，村里唯一一个喝过奶粉的娃，是镇卫生所刘大夫家的孙子，那孩子后来考上了宁夏大学医学院。当天傍晚，李天明没回村支部。他让马山水领着，挨家挨户敲门。不是汇报工作，不是填表格，就是坐在人家门槛上，看老人抽旱烟，看媳妇补袜子，看半大孩子蹲在地上用粉笔画方格跳房子。他问：“今年糜子卖了多少钱一斤？”“娃娃穿的鞋，是从哪捡的旧布纳的？”“夜里起夜，踩着的泥地，有没有坑？”他记，一笔一划，写在那本1970年的笔记本上。写完一页，撕下来，叠好，塞进村民手里：“拿着，明年开春，我回来，照这个单子办。”有户人家，女人正给瘫痪在床的婆婆喂糊糊，见李天明进来，慌忙用袖子擦碗沿，李天明却伸手接过碗，舀了一勺，吹凉，送到老人嘴边：“大娘，张嘴。”老人浑浊的眼珠转了转，竟真的张开了嘴。那勺糊糊里，他悄悄多搅了一小撮白糖。回村支部的路上，天已擦黑。西吉的夜来得凶，前一秒还能看见山梁的轮廓，下一秒就被浓稠的墨色吞尽。没有路灯，只有各家窗缝漏出的昏黄油灯光，像几粒将熄未熄的星子。白建功跟在李天明身后，终于忍不住开口：“天明同志，你今晚说的话，有些太满了。安置五十余万人，光是住房，就得建十万套以上，资金、土地、规划、审批……不是一句‘我包了’就能落地的。”李天明没回头，只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借着远处一户人家窗透出的微光展开——那是韩春响亲笔写的承诺函，红章鲜亮，落款日期是三天前。“白书记，您信不信，咱们明天一早，固原市国土局、住建局、教育局、卫健委的负责人，会同时出现在回宁村村口？”白建功怔住：“你……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在来西吉之前，已经和韩市长通了三个小时电话。”李天明把纸折好，重新揣进怀里，“他答应我，生态移民不是‘搬出去’，是‘搬进去’——搬进新生活，搬进新身份，搬进新希望。而第一块砖，必须从回宁村开始铺。不是示范点，是起点。”他停下脚步，望向远处沉寂的山坳。那里没有灯火，只有风刮过枯草发出的簌簌声，像无数细小的牙齿在啃噬大地。“白书记，您还记得七十年代末，咱们在东北搞知青返城试点吗？当时也是没人信，说知青扎根农村是政治任务，谁敢动？可最后呢？第一批返城的三百七十二人，两年内，一百四十八人进了工厂，九十三人上了电大，剩下的一百多人，自己办起了修理铺、豆腐坊、运输队……他们不是被‘安排’的，是被‘托举’起来的。”白建功沉默良久，忽然叹了一声：“你啊……还是当年那个李天明。认准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不是拉不回。”李天明轻声道，“是心里装着人，脚下才踩得住地。”回到村支部，煤油灯芯挑得很高，火苗噼啪爆着小星子。高书记正和马山水蹲在土炕沿上，就着一盏灯，用烧火棍在泥地上画图。见李天明进来，高书记抹了把脸：“老李，你猜咋着？马支书说，村里那口老井，底下连着一条暗河！水质清冽，冬暖夏凉，原先淘井的人说，井壁有鱼鳞纹，是古河道的痕迹！”马山水赶紧点头：“真事儿！我爷那辈就传下来的话，说这水养人，喝了不生疮，洗头不掉发！”李天明眼睛一亮：“井口多大？”“三尺六寸圆，青石砌的，锁着一把铁将军，钥匙在老会计那儿。”“明天一早，开锁，测水深，取样送检。”李天明斩钉截铁，“如果真有暗河，第一期移民安置点，就建在井口五百米内——人畜用水，一口井全解决。”马山水激动得搓手：“那……那学堂呢？”“学堂就建在井台旁边。”李天明指着泥地上高书记画的歪扭线条，“井台为心，东边盖教室，西边盖食堂，北边搭宿舍，南边留空地——将来种菜、养鸡、开劳动课。孩子们放学不回家，先去井边打一桶水，给食堂洗菜，给宿舍洒地，给菜园浇水。水是活的，人也得活起来。”夜深了，众人各自歇息。李天明却没睡，就着油灯，摊开一张宁夏地图，在回宁村的位置，用力画了一个红圈。红圈旁边，他写下一行小字：“此处无路，我来开；此处无光，我来点；此处无望，我来种。”窗外，风势渐紧，卷起黄土打着旋儿扑向窗纸，沙沙作响，像大地在翻身。翌日清晨五点，天光未明，村支部院外已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李天明披衣起身，推开院门——十辆沾满泥点的越野车静静停在黄土路上，车顶的应急灯还在无声闪烁。车旁站着二十多个穿制服的人，有的提着水质检测仪，有的扛着全站仪，有的抱着厚厚一摞图纸。为首的是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胸前挂着“固原市自然资源局”的工牌，快步上前，声音因紧张而发紧：“李主任！我们是市局工作组，奉韩市长命令，提前抵达！井位坐标、土壤样本采集点、地质雷达扫描范围……全都按您昨晚传真过来的方案，准备就绪！”李天明没说话，只朝他伸出手。那人一愣，随即用力握紧。两只手上，一只带着城市办公室的温润，一只覆着西吉黄土的粗粝。同一时刻，村西头杨建义家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狗蛋抱着一只豁了口的搪瓷盆，盆里盛着半盆清水，银花踮着脚，小心翼翼往水里撒了一小把金灿灿的玉米粒——那是李天明昨夜悄悄塞给她的。阳光正巧穿过云隙，斜斜劈开晨雾，直直照进盆中。水面晃动，碎金跳跃，像无数颗微小的太阳，在贫瘠的土地上，第一次，稳稳地、灼灼地，燃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