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崇祯皇帝的明确旨意之后，再加上辽东大捷的消息传至京师已有半个多月，各种祭告礼仪与封赏安排也确实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于是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之内，崇祯皇帝在内阁与礼部、太常寺等衙署安排之下，先后亲临现场祭告天地社稷与太庙，并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令，京师内外、朝野之间，上至文武百官，下至贩夫走卒，凡有识者，皆为之大感振奋，皆为太平可期。
与此相应的是，朝廷大封有功之臣的旨意，包括加封功臣父母以及恩荫功臣妻、子的旨意，也跟着朝廷的使者从京师出发，快速被送往关外、辽东以及南方去了。
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午后时分，朝廷传旨封赏的钦差顶着烈日酷暑，风尘仆仆地抵达了沈阳城外。
早已得知消息的蓟辽督师洪承畴，亲率沈阳城的各方留守官员，包括其麾下直属的各大总兵，宣府镇总兵官镇朔将军杨国柱，以及祖大寿方面留下等候旨意的刘周智、王国栋等人，杨振麾下留守等候旨意的张得贵、邓常春等人，同样顶着烈日在沈阳城大西门外迎接。
洪承畴、祖大寿、杨振三人同时封侯的消息，早在两天以前，就已经被各方安排在京师的消息灵通之人，快马加鞭送到这里了。
毕竟“复辽”封赏这个大事情，可不只是在京师朝野之间引发高度关注。
事实上，与京师朝野之间的那些争来争去的人们相比，身在关外的这些当事人们，对此更加关注。
先前洪承畴往京师派出的报捷信使，在抵达京师后就留在那里，一边打听和等候朝廷封赏的消息，一边不间断地往辽东传递各种情况。
包括祖大寿和杨振他们分别派往京师报捷和联络此事的信使，也都是在下一批报捷的信使抵达之后，双方交接清楚了，才会启程返回。
因此，京师朝廷对于辽东封赏一事的进展，只要几天的时间，就会被各方预留京师的信差大差不差的送回辽东。
甚至是朝野之间有关辽东封赏事宜的许多议论，比如洪兴、聚兴、集文、信义等多家抄报行对于此事的多期抄报，也都原封不动地被送去了辽东。
等到朝廷六月十五日的封赏旨意最后敲定，仅仅过了四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日傍晚，身在沈阳城内的洪承畴，就拿到了来自京师的以接近六百里加急的方式传递的线报。
洪承畴大喜过望，对朝廷传旨钦差的到来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封侯，对于洪承畴来说，他当然是想过的，而且不止一次想过。
可是要说这个事情能成真，他是从来不敢报以热切期待的。
一方面，作为崇祯皇帝重用多年的臣子，他多多少少是了解这位皇帝的，知道当今这位是典型的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也就是说，他可以在急需用人的时候轻易做出能“复辽”则“封侯”的承诺，同时也大有可能在事成之后随随便便找个理由收回成命。
也正因此，洪承畴对于杨振、祖大寿两人在收复沈阳城之后仍坚持要“将北伐进行到底”的主张，采取了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
洪承畴作为文官督师，作为带兵十几年的文臣，不仅精通兵法，而且精通权谋，其早已洞察了杨振、祖大寿他们这类人的心思。
在他看来，不论是各路大军兵临沈阳城后祖、杨二人主张的“围三缺一”，还是收复沈阳城后的“继续北伐”，又或者他多次催促撤军后的“拥兵在外”，其实都是在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一套。
而这一套的背后藏着不能对人言的东西，则是对京师朝堂的不信任，说白了就是担心朝廷在战后过河拆桥，搞历史上常见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那一套。
这些东西，对于熟读史书的洪承畴来说，是常识，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也因此，他对于杨振、祖大寿两人的种种“出格”行为，专擅也好，跋扈也好，谋私利也好，甚至是在一些事情上的阳奉阴违也好，都带有同情的理解。
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人这么做的背后，不过是自保之心在作祟，而且说到底，他们这么做，对他洪某人自己来说同样是利大于弊。
因为杨振、祖大寿他们担心的事情，洪承畴其实也在担心，他自己也害怕崇祯皇帝出尔反尔，甚至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另一方面，作为在宦海之中浮沉多年的文官，他也很清楚京师朝堂之上那帮乌烟瘴气的文官们“党同伐异”的厉害之处。
虽然洪承畴在京师朝堂之上也有一些友人，但是总的来说友人不多，敌人不少，帮衬他的不多，掣肘他的不少，自从督师出关以来，收到的各种弹章，没有一千，也有数百。
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有消息传来说他将封伯爵的时候，他心中就已经欣喜不已了。
毕竟大明朝自永乐以后，文官封伯，屈指可数，更不用说文官直接封侯了，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因此，哪怕崇祯皇帝有言在先，洪承畴也没敢真的期待在生前就封侯，对于熟知国朝掌故的他来说，生前能封个伯，将来死后能封侯，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他来说，这就算是崇祯皇帝兑现其诺言了，也是他预期能够达成的最高目标了。
也正因此，这一回到最后竟然得报说自己真的封了候，而且还是寓意美好的建平侯，洪承畴简直是欣喜若狂。
建平，寓意建州平定，或者平定建虏，这一封号与单纯取其老家南安之名比较，直接与其引以为傲的平生功业绑定，更令他一时间志得意满。
尤其是当他从朝廷传旨钦差正使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讲学士倪元璐的嘴里，听完了翰林院起草的对其大加褒奖的圣旨之后，一向城府深沉、很少喜怒形于色的洪承畴笑得嘴角合不拢，整个人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浑然不知今夕是何年。
至于圣旨之中说的，命其限期班师入关候命之类的事情，他自然也没有任何异议，当场领旨谢恩，山呼万岁不已。
同样的，前来迎接朝廷传旨钦差的杨国柱，也接到了崇祯皇帝给他的旨意和朝廷对他的安排。
对于封爵这件事，杨国柱的心里当然也抱有一定的期待，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这样的荣耀。
但是他也知道，如果自己的侄子杨振这次能封侯，那么他作为杨振的亲叔父，同时获得爵位的机会就是微乎其微的了。
不过在略感失望的同时，当他得知自己因功加封“太傅”，并且受命提督宣府、昌平、密云等处军务的时候，那点失望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一方面，“太傅”这个号称“三公”之一的名头，虽说是一个虚名，但是其尊贵与响亮程度，还在任何一个所谓的伯爵之上，只是不能世袭而已。
另一方面，对于久任宣府总兵、镇朔将军的杨国柱来说，朝廷能让他同时提督昌平和密云的军务，更说明了崇祯皇帝和朝廷对他的高度信任。
按照杨国柱的脾性，为了配得上或者对得起这份超乎寻常的信任，朝廷让他去死都可以，更不用说放弃一个本就渺茫的爵位了。
再加上麾下从征的各协副将，如罗文耀、陶宗仪等人，皆因功获任宣府各路总兵，甚至包括未曾从征的嗣子也被惠及，不仅前罪得以豁免，而且就地连升三级，被授为独石口参将，杨国柱也很满意，所以痛痛快快领旨谢恩，只想着尽快交割清楚，就率众西归。
至于洪承畴麾下曹变蛟、王廷臣、马科、朱文德等人，虽然并不满意朝廷安排，但是身为督师的洪承畴一举封了侯爵，已经相当于朝廷高度认可了他们对于“复辽”的功劳。
而且他们原本也不是驻守辽东或者辽西的兵马，战后回归关内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只是看着获封侯爵之后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蓟辽督师洪承畴，曹变蛟、王廷臣、马科、朱文德等人，只得到一句“入关候命、另有任用”的旨意，他们的心中自然是五味杂陈。
然而朝廷旨意既下，尽管每个人心中都有各自不满的地方，但是他们也不敢不从，只得跟洪承畴一起领旨谢恩，山呼万岁。
与此相应的是，祖大寿和杨振二人，因为皆不在沈阳城内，所以并未在第一时间接获朝廷册封的圣旨。
但是当天下午，就在迎接朝廷传旨钦差入城之后，获封建平侯的蓟辽督师洪承畴再次遣人北上，快马加鞭前往开原城，敦请祖大寿与杨振暂时放下兵马，赶回沈阳城领旨。
不过，到了次日中午，洪承畴派去的信使快马赶了回来，并带回一个令朝廷传旨钦差和洪承畴他们都感到相当不满的消息。
那就是，祖大寿和杨振已经在开原城集结重兵，并举行了誓师大会，正要继续出兵北伐，虽然祖大寿、杨振两位大帅仍在开原，但是前军兵马已经出了镇北关，他们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士气可鼓而不可泄”为由拒绝回沈。
但是，祖大寿、杨振也给了朝廷传旨钦差和洪承畴一个台阶，那就是他们虽然不能回沈，但是却可以在开原城等上一天两天，等着传旨的钦差北上。
对于朝廷传旨钦差来说，祖大寿和杨振的这个“建议”，或者说是“要求”，实在是有些出格了，就没见过这么办的。
但是一想到他们面对的是两个手握重兵而且马上就要封侯、手眼通天的实权大帅，他们心里虽有不满，可也只能在心里暗骂祖、杨二人跋扈，至于皇帝和朝廷的旨意，他们是绝不敢不传的。
与此相应的是，这次朝廷派来的传旨钦差队伍里，担任副使的是与杨振相熟并相善的礼部仪制司郎中吴旌，在其努力斡旋下，倪元璐同意北上开原。
而另一位随队的监事内臣，也知道这两位新晋的侯爷，在内廷之中都有大珰背书，也不敢造次。
于是就在崇祯十六年的六月二十二日下午，朝廷的传旨钦差们先是在沈阳城内将涉及祖大寿和杨振麾下其他人的旨意一一传达完毕，随后便在洪承畴派出的大队人马护卫下出城往北，奔开原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