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夏天之后，李格非夫妇因为十分适应在大秦府的生活，于是作主留下了秦霏，而让李清照带着刚满两周岁的秦霄来到了杭州团聚。

    而秦刚此时在杭州却是开始忙得脚不沾地，就算是心心念念急着想见面的儿子，都硬生生地推迟了大半天。

    无他，虽然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变革并没有推及全国范围，但是以其触及到的社会各个程度之深、影响变化之大，便是与曾经的熙宁变法相比，也有之过而无不及！

    好在有了几乎可站在“上帝视角”的秦刚，不仅能够总结出王安石的变法之失，还能够借鉴之后大明张居正变法之得，精准地把握住，变法之重点并非在于法本身，而是利益集团在变法前后的得失及地位的变化。

    对此，切实有效的做法只有两种：

    第一种，彻底搞死对方。比如商鞅变法，直接举起大刀毫不留情地砍向老秦贵族阶层，虽然最后商鞅死于对方的反扑，但贵族群体还是退出了秦国的政治舞台，更为先进的勋贵与地主阶层支持着秦国最终走上了一统六国的富强之路。

    类似的成功变法还多生于新旧朝代更替之时，变法者实际上是享受了这种时期下，本来就存在着新旧利益群体的更替红利，让这种更替成为一种事实是和进步。

    第二种，与旧利益群体的妥协。比如秦刚这次想要借鉴的张居正一条鞭法，他原本希望的只是借此减轻民众的税赋负担，但是却没有赤裸裸地要求大地主阶层吐出原来的利益。而只是温和地提出“原来的不动你们，但新的就不要再扩大了”的建议，及时限制住了他们疯狂鲸吞国家与百姓利益的举动。以此换来对于农民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的改善，从而部分地实现了改革的目的。

    此后在西方国家的相关资产阶级革命中，其大多都能获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就是通过生产力以及制度领先的优势，诱惑更多的地主阶级主动进化成为资产阶级。像是英国的“圈地运动”，把“资本家抢夺地主土地”的事实行为，转化为地主们主动改造牧羊场，并投资纺织厂，从而享受到变革之后的工业产业利润。

    换句话说，拉拢与转化，远远高于简单的打击与消灭。

    秦刚深知，十二世纪初的大宋，正首次站在了三大文明可能交汇相撞的路口：

    农耕文明在中华大地进入了最鼎盛时期，但是在它北方，几乎相同时代诞生发展起来的游牧文明，也在各种交融学习中虎视眈眈。这个历史时刻，唯一可能带来希望与变化的，便就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正在如冒角荷叶一样的海洋文明萌芽。

    这是一个繁华与危殆共生的关键性历史节点。在汴梁的御街之上，酒旗招展，勾栏瓦舍里传出的丝竹声与叫卖声交织，如清明盛世一般的舟车辐辏、人烟阜盛，是这一文明臻于极致的注脚。

    漫眼大宋二十五路的万里江山，山河壮丽、良田万顷，富庶丰盛的物产，滋养出了人类文明难以企及的极致财富；万万生民，礼义述志，诗词赋文的科举选拔之中，孕育出隋唐以来最灿烂的风流文气，让赵宋一朝的风华，在史册里晕染出最温润的青绿之色。

    可是生于这一时代的常人谁又能想到，塞北的凛冽朔风早已吹裂了盛世永恒的幻梦，仅仅只是一二十年的时间，游牧草原的主角便就会瞬间易主，更为凶残无敌的铁骑之敌呼啸而来，承平方过百余年的中原大地，再次燃遍野蛮人的烽火！

    巧舌如簧、才富八斗的君子大臣们，在那时只能匍匐于野蛮人滴血的刀尖之下，战战兢兢地献人谄媚保命的颂词；

    百年文明积累起来的财富，或是化成了残焰焚尽之后的东京断垣残壁，或是变作了草原铁骑的锐利刀剑与隆隆火炮，又或是成为了草原贵族尽情享受的文明奢华淫乐。更为先进文明的锦绣河山，终究却抵挡不住野蛮人的铁蹄屠刀，如同被用来生火取暖的丝帛楠木，于腥臊的帐篷之中，散发着它可悲又可怜的最后一丝香气；

    唯有在血淋淋伤口之下的东南沿海，还能因为大江的一时屏障，换取短暂的宁静时光。只是，这段时代的偏爱，本应是给予新兴海洋文明的成长时机，让这新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再次连接起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让仍显孱弱的华夏能够汲取起更多的异域力量，从而可以改变农耕文明的实力根基，重振这一时代应有的中原雄风。

    只可惜，传统儒学的守成与内敛，终究还是固执地捂住那缕初露锋芒的海洋文明之光。愚蠢的封建权贵，只懂得尽享海贸税收的红利滋润。在西湖暖风的熏陶之下，亲手摧毁了仅存的华夏脊梁。

    这个世纪的风起云涌，恰似一场命运的预演：盛极而衰的轮回里，藏着文明碰撞的阵痛，也藏着一个王朝在守与变之间，进退失据的无奈与怅惘。

    所幸，在眼前的这个时代关键节点，秦刚虽然不知自己的到来，究竟是能彻底改变固有的历史进程，还是穿越进了另一个平行演进的时空。但他十分清楚，带着千年之后的回望，汴梁的繁华尽逝、靖康的悲歌长鸣、南海的帆影渐隐，都不应该再次重演为现实，因为此时有他，正在推进一场惊天动地的南法新政！

    是的，南法新政！自大观元年起，杭州太子府陆续面向东南八路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法规后，被嗅觉灵敏的汴京报馆先行知晓，又经过这批京城名笔们的争相分析报道，便对其统一冠以“南法新政”的新名词。

    而稍稍滞后的京城朝廷，在保守官僚们的愤怒声讨后下达了一封封的斥责诏令，却因东南方面的置之不理，成为了最可笑的东京废纸。

    不过，依旧有着些许聪慧的蔡京，还是隐约领会到了南法新政中的无法遮掩住的精彩光芒，在他苦思冥想下，竟然也从中挑出几条他认为无伤大雅的条令，向赵佶进言，不妨可以圣旨认可并颁行，这样便就将其包括到朝廷的统一大政之中，既可保住朝廷在此的颜面，也算是缓和与东南关系的善举。

    无意之中，内陆的各路，也得以在这个时代略略改善了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

    当然，自负且自信的赵蔡二人，并不在意东南太子府能掀起多大的波澜，相对于那里日益昌盛的经济活力，京城的赵官家决定举起思想根源的“礼制文化”大旗。

    大观元年伊始，赵佶本人亲自设立议礼局，并亲笔撰写冠礼部分作为范本，主持编纂《大观五礼》。

    在赵佶本人的设想中，这是为实现由王安石所提倡的“一道德、一风俗”伟大目标的非凡创举，首次破除了“礼不下庶人”的旧习，规定新礼制的适用范围不限天子、王公贵戚、士大夫，还包括了所有的庶民百姓。其实这里也是在暗示：包括太子府治下的东南八路，也必须要严格执行。

    当朝廷将赵佶亲笔书写的该书首篇《御制大观五礼之记》以御笔名义送来杭州之时，秦刚看完后，哈哈大笑道：“官家好书法，摹本着好工匠刻碑，原本送太子殿下，可作书法临摹学习之用！”

    李纲曾有疑异，秦刚对他解释道：“礼制本身并没有错，礼的根本也在于文明传承的秩序。不过，在过往的历史岁月之中，恰恰因为有‘礼不下庶民’的约定，才有了‘刑不上大夫’的陋政。如今宫里的官家既然有心要推翻前者，那我们为何不能拿来，更加务实地推进对于后者的否定呢？”

    李纲恍然大悟：“刑上大夫，礼下庶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的后两句话，正是源自于张载的《西铭》中所言，反映了这一时代儒家学者最朴素的众生平等思想。

    如今的东南地区，一方面要打破原有的地主阶层、缙绅阶层对于土地与现有手工业的绝对垄断，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推动更多的人通过从军立功、出海贸易以及通过新发明、新工艺实现致富与阶层的跃升，就必须要提倡这种“生来平等”、“机会均等”的思想，不仅让穷人看到致富的希望，同时也让那些有可能会被影响到的利益群体也意识到，他们也可以通过当下的财富优势、教育优势，快速转化为新兴的富贵阶层。

    因此，在秦刚看来，赵佶与蔡京搞的这套“议礼”之制，不但没有影响到他的南政变革之路，反而还会有所促进。关键原因在于，知乎者也的礼制之书，真正要传播到社会大众，还得需要通过报纸的最终解读。甚至在两者表达的意思不一致时，更是由报纸的解读而决定！

    恰恰，报纸的力量基本掌握在东南这边。

    这一年，在东南八路的夏赋如期送抵京城之后，无论是赵佶、还是蔡京，都再次沉浸于现实中的“伟大胜利”！今年东南的赋税比往年不仅又增加了一路，而且这五成的赋税，可是去除掉了所有的官俸军费开支之后的净得，朝廷的财政收入立刻就显示出了强劲的增长。而且，随着大观年号的更替，天下各州的祥瑞不断：

    正月初一开始多地出现瑞雪；春开之后，黄河在同州韩城至合阳段突然水清；各地还陆续上报呈送了各种异穗禾苗、奇禽异兽的迹象，以迎合朝廷之心，这些都被赵佶用来向群臣、向天下昭显他的皇位正当的证据。

    于是，皇宫里的赵佶，除了醉心于他的文化艺术事业，便就是忙碌于对于后宫妃嫔的各种赏赐。

    这两年，郑贵妃的地位急速上升，连着她的两位侍女乔氏与韦氏也受其宠幸，不断受到晋封。其中容貌平平的韦氏还因为这年五月诞下了第九皇子而进为婕妤，此皇子被赐名为构，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

    蔡京也没有闲着，他与回到京中的童贯达成了共识，相互助力，以其推荐有功终于获得了心心念念的太尉加职，进而再被拜为太师。而童贯也因得其支持，从而被破格授予武康军节度使、提举龙德宫、熙河兰湟秦凤路宣抚使，成为大宋首个建节的宦官。

    就在赵蔡之流继续在汴京城内自娱自乐、醉生梦死、共享太平盛世之际，杭州这里的南法新政已经开展得深入人心、卓有成效了！

    应该说，秦刚这次的新政手笔并非匆忙上马，而是早有准备：

    从新政人手而言，秦刚首先有着菱川书院十几年的育人基础，凡书院出来的学子，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起码不会站在他的对面。其次便是流求路这些年来的施政实践，实际融合了务实求真的蜀党士人，培养了一批不会因循守旧的基层官吏，再借助流求在此时还有些的光环效应，得以顺利地其他诸路中推行新规则、新标准；

    从经济基础而言，京东东路、淮南东路以及两浙路，原本就是经济发达、实力雄厚之地，再往南去的四路，又能得到流求这些年所积累起来的财力支撑，最重要的还是流求格致院，可以向那里源源不断地输入各种人才，他们可以让农业与工坊百业实现技术革新，不断增产、增收的新招，让实行新政的各地都能产生明显增长的财富，这民心也就稳下来了；

    从阶层变化来看，更是几乎没有负面影响。江浙一带的富户们原本就向往海贸，广南以及象林路的开发，又是带给所有人一样公平的新选择机会。无论是有经济实力的、有健壮体力的、还是有灵活大脑的，都能找到一条让自己再次获得发展的机会；

    更重要的，便是东南拥有着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完全可以把握住的海洋护航的力量，还是在各路可以震慑心存不轨之徒的精锐部队。同步开展的军改，竟然能够奇迹般地实现士兵人数大幅裁撤精简的基础，战斗与威慑能力还能持续上升！

    无论是广南那里的蛮部土司异动，还是福建、两浙这里的山贼余孽，各地但凡有点不安份地冒头寻衅，立即就遭到了新式军队的无情剿灭！而这些行动，无疑也是给了那些对新政心存不满之人以严正的警告！

    在此期间，秦刚还忙里偷闲地回了一趟析津府。暮气沉沉的大辽国，如今却因为南京道这里的驿道修建、民力拉动、贸易复苏，变得欣欣向荣起来。五十万贯宋钞的投入，得益于四海银行强大且真实的兑付能力，辽人很快意识到：只要官府承认、商行接受，百姓为何不愿使用这种又轻巧又方便的纸币呢？更不要说，这原本就是最富庶的南方海商们早就习惯于使用的货币了！

    秦刚在析津府的短暂露面，让耶律淳夫妇既爱又恨。他们如今既看重于一片大好的南京道政治经济局势，又极担心自己与秦刚之间秘密协定的暴露风险。所以他们更希望秦刚还是能像之前那样，神隐于地方军队那里，不要有更多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反正这样也十分符合之前的契丹军事官员的管理风格。

    秦刚再次返回杭州的时候，还在感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给他一年的时间，南法新政必然能够小有成果，甚至可以形成一种足以让他放手由其自由成长的良好惯性！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意外还是出现了！

    跟随他一同到达杭州的，是从西北紧急送来的消息：西夏人露出隐藏已久的獠牙了！

    自从李乾顺亲政以来，一直让大宋头疼不已的西北边境便似乎转危为宁，并在智勇双全的童制置使的英明领导之下，从西向东，不仅全面控制住了新设的陇右都护府、西宁州一线，更是在泾原、环庆以及鄜路诸路向北向西推进，几乎全面控制住了横山区域，取得了百年以来难得的对夏主动威胁的局面。

    当然，由于李乾顺从此开始递表称臣，反复示弱求和，再加上辽国的居间调停，宋夏边境终于以有利于大宋的现状稳定了下来。

    这些年来，西北边境虽然也不是毫无冲突，但是实际动手者却是大宋这边更多一些，偶尔有些稍大一点的兵戈之事， 往往还会假借是蕃部矛盾的名义。西夏对于经常性进入自己境内打草谷的宋军小部队骚扰一直持忍耐态度。

    只是大观元年七月过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西夏在缘边区域明显加强了兵力，甚至有的地方还专门设置一些埋伏圈套。泾原路、环庆路已经先后有些去骚扰作战的宋军小队出现失手被擒的现象。

    但古怪的是，西夏人虽然抓了一些宋兵俘虏，但却没有拿他们为证据，向大宋讨要说法，却像是一直悄悄地在底下憋着大招一般。

    已经官拜武康军节度使的童贯虽然人在京城，但是他的头上依然还有陕西宣抚使的头衔，是西北各路的最高军事长官。西北这里的重要军事决策，只能依赖于将信息传递到京中的他这里后，再等候回音。

    对于西夏人的异动，在熙州的王厚看得心忧不已，将这些情报紧急送到了京城。但是在运筹于万里之外的童宣抚看后，认定都是日益胆小军官们的“杯弓蛇影”，并专门回复说：如今天下承平，西夏已经彻底被我朝压制，不要被一些边境的小冲突迷惑而擅开边衅，否则必将严惩！

    而秦刚在西北的童子营虽然早就在名义上解散，但是这些学员之间一直保持着清晰稳定的联络体系，相互之间的情报交流也极其顺畅，很快便就相应印证而察觉出西夏的企图，并在这次送往杭州的情报中，毫不掩饰地直接指出：

    西贼的大规模攻宋举动，几乎可以确定就在来年春季！

    秦刚立即命令：特勤房的全部力量转向西北，立即启动反应与准备。并且调动所有北方商社的力量，开始向西北进行战备物资的输送。

    西北，的确安静了太久的时间了！

    【卷十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