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曾铣此疏对实际需求可能有所夸大

    但实际上，包括李之藻[，徐光启也分别对不同战事作出了类似的评估。

    这说明了明军边防对火器需求量之盛

    与此同时军器局、兵仗局的实际生产力也已经长期严重衰退，不仅数量无法满足定额，连质量也一落千丈

    以至于到了万历时，中央军器制造机构的火器

    “或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质重而难于致远，生者日久而多所毁裂。”

    由此可见，在此时期，中央军器制造业的制造能力与军事实际需求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军器制造工业得到兴起的窗口

    一些地方更是直接成为了区域军器制造的中心。

    比如河州杂造局，每年造

    涌珠炮52座

    快枪359杆

    箭1500支

    弓弦300条

    长牌40面

    斩马刀40把

    撒袋200副

    甲250副

    盔160顶

    弓200张

    其外还有延安军器局，榆林杂造局等，为边镇军需缺口提供了一定支援

    万历四十六年，直隶巡按周师旦奏请宣府，大同两镇造完大将军、灭虏等炮，鸟铳、三眼铳等共12,753件，制造数量已超过盔甲、王恭二厂的产量[。

    除此之外，南方的军器制造业也在地方官府的推动下得到了迅速发展。

    崇祯三年徐光启说：

    “大铳之法，来自海外西洋诸国。东事以来，澳夷屡次现铳效劳，流传入于天朝。近年海寇猖獗，两广督臣王尊德、福建抚臣熊文灿，依仿其法，大兴鼓铸。”

    “（广东）工匠甚众，铁料尤精，价亦可省三分之一……不过数月，数千门（红夷炮）可致也。”

    同年，受徐光启盛赞的两广总督王尊德向葡萄牙澳门当局借来了各式火炮用于仿制

    其间雇佣粤匠仿铸铁质大炮200门[18]

    福建巡抚熊文灿也组织仿造红夷号炮120门运往北京

    到了明末，广东福建已经成为了明代先进火器的主要产地，中央军器制造业则已穷途末路。

    何士晋指出：

    “自今以后，两厂止存匠头八十名，以供造办……军伴等项三百九十五名，以供杂差。”

    地方军器制造业多为私人经办，采用早期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具体制造数额和种类难以计数

    但根据天启二年三月十四日，工部开列自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因辽东战事发往广宁以资补充的火器数量，

    我们仍可以略知一二。

    天威大将军10位

    轰雷三将军330位

    飞电四将军384位

    捷胜五将军400位

    灭虏炮、虎蹲炮、旋风炮、神炮、威远炮、涌珠炮、翼虎炮共9,960位

    铁铳540位

    鸟铳6,425门

    五龙枪、夹靶枪、双头枪、铁鞭枪、钩枪、快枪、长枪、三四眼枪、旗枪共34,052杆23sK.

    大小佛郎机4,090架

    硝黄1,683,158斤

    火药90,500斤

    大小铅弹、铁弹1,395,568个

    不包括辽东经略使、巡抚在本地备办的火器

    根据周远廉，孙文良，李治亨几位著名史学家的考究和统计，

    辽东战争中明朝政府调往战场的火器有

    各式大炮1,8154门

    佛郎机4,090架

    枪类火器2,080杆

    火药类1,773,658斤

    大小铅弹142,368斤

    大小铁弹1,253,200个

    所以整体而言明代火器产量较大，而且种类丰富。

    事实胜于雄辩，分析明代火器的性能作用，最有话语权的必然是明代人

    首先，戚继光将军根据自己在嘉靖后期和隆庆时期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实用火器十一种

    无敌大将军

    佛郎机

    虎蹲炮

    鸟铳及仗

    快枪

    飞山神炮

    石炮

    飞枪

    飞刀

    飞剑（原注：“三种飞器，不过一法，即一大火箭也。惟其两制不同，所有得名各异”）

    火箭（原注：“但杆用箭竹，以二枝相接，即堪火药，头粗不及寸，镞锋长可思忖，三棱头，柄粗二分，飞入后队，人人自危，莫测所向。”）

    戚继光还特别说明：

    “以上之外，有火砖、一窝蜂、地雷、千里炮、神枪等，百十名色，皆不切于守战，故不备，今皆一切禁之。以节靡费，惟有子母炮，尚属可用，未当终弃。

    为几乎每一种武器都作出了详尽的评价：

    “诸器之中，鸟铳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则大炮、火箭、鸟铳，皆为利器。”

    “其车上守城，必用佛郎机。”

    “神枪，国初之制，有木箭，体轻而火力急……迟钝费工，临阵不过一二发而已。”

    “大小将军不可行用，只可守城，而每遇试放，多炸破伤人者，放之无法也。”

    “有连子铳、铳枪，皆繁巧，放铳时多误，难以屡中无虞。”

    经历过万历援朝之战的明军统帅，经略使宋应昌：

    “火药、火箭、二眼枪、快枪、鸟铳、长枪、飞镰、标枪、钩刀、佛郎机等物，则所以攻也。其大将军、神炮、虎蹲炮、灭虏炮、百子铳等器，则临急所用也。”

    兵部复吏科给事中裴应章：

    “火器之利，莫过佛郎机、一窝蜂、鸟嘴铳与火箭者。”

    兵部复福建巡抚陈子贞：

    “火器：倭奴最精于鸟铳，独大将军、佛狼机等器，势力雄猛，为我长技。”

    除此之外，一些军事技术专家也对明代武器性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赵士祯说：“战阵之间，大器除三将军、佛狼机、千里雷诸炮外，小器远而且狠，无过鲁密，次则西洋。”

    传教士汤若望口授，火器专家焦勖转译的《火攻挈要》中也说明朝制造的火器

    大者不过神威、发熕、灭虏、佛狼机、虎蹲炮，小者不过三眼铳、快枪而已。[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认为可以称“佳兵”的火器只有八种：西洋炮

    红夷炮

    大将军炮

    二将军炮

    三眼铳

    百子连珠炮

    鸟铳

    由此可见，虽然明代军器制造工业的火器品类繁杂丰富

    但实际普遍装备的，行之有效，得到较多赞誉的基本上只有十种左右。

    其中获得所有明代军事专家和将军一致赞美的是从葡萄牙传入的佛郎机。

    其他大部分的火器都存在一定缺陷，其中一部分根本没有实战意义，更不会列装。

    综上所述，明代火器虽然产量较大，品种丰富

    但实战性能和历史作用都相当有限

    用以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和农民叛军尚且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