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海宁和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都没有关心劳顿勋爵的意思。海宁之所以不关心，主要是因为劳动局是发表这篇言论的纽约，距离海宁现在所处的位置实在是太远了。就算海宁不是有心无力，他也必须得向自己强调：这件事情实在没有插手的必要。虽然大英帝国已经与环球集团签订了合作协定。但是双方都很清楚，彼此的诚意都不够充足，而且彼此想从对方身上得到的东西，也远远都没有完全得逞，至少，环球集团就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试点区域。

    至于印第安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部落如今都是法国的盟友，他们和英国人势同水火，自然比海宁更加不会在乎劳动迅捷究竟会讲了什么故事，而且如今的他们正趁着冬天到来的工夫，接二连三的向英国人发动凶狠的公式。

    根据环球集团的最新情报，这一军事行动和原有的历史并没有太大的出入。1756年11月，一队印第安人袭击了艾伦堡，宾夕法尼亚的形势空前危急。面对危机，必须尽快出台新的法案，增加防御力量。然而这时业主的代表州长和人民的议会之间，却产生了矛盾。

    12月，州长要求议会拨款12.5万英镑用于第二年的军务，但是议会却只拨款10万英镑。

    议会不是拿不出足够的钱才来，他们是习惯性的不想让州长及其代表的政府掌握太多的权柄。这种互相敲打扯皮的行为在民主世界里到处都是。能扯皮的自然不仅仅包括议会，也包括那位被敲打的州长。在未来的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757年1月，州长又否决了议会的议案，并说还要将议案的副本上交给英国国王。

    议会则于2月28日决议，派代表到英国去提交自己一方的理由；次日，又决定派富兰克林出使英国。

    在当时的情形下，如果费城人民自己不做防御准备，他们的边境一定会遭受敌人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说服了议会，只是在这场合下让步，而不在原则上让步。就这样，议会顺利通过了一项符合业主指示的议案，州长也立即批准了。

    同时，富兰克林作为州议会的使者，在4月4日和儿子一起，离开费城往纽约搭船，直奔伦敦向英国国王请愿去了。

    富兰克林在英国本土的地位已经相当之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此行就必然会取得成功。恰恰相反的是，他在英国本土的朋友们，会建议他采取比较委婉的方式来进行这次请愿，当然其中的具体内容就不是海宁所关心的了。

    他只知道，宾夕法尼亚之所以现在还能够苟延残喘，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和印第安盟友们的进攻节奏实在是太慢了。与英国本土到北美殖民地的距离而论的话，双方的通讯节奏应该是很缓慢的，像这种请愿即便得到英国的批准，其具体的落实措施，恐怕也得再晚上不知道多少个通讯周期才能实现。那个时候战争恐怕已经来到1759年了。

    有时候海宁真的很想建议一下他的法国盟友们加快进攻的速度，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场在北美洲的战争或许将以他们的取胜而结束，当然那样的结果是不利于环球集团的，但那至少坚持的环境在认知上的正确，很多时候人们为了坚持这种正确还会犯下许多错误，但即便如此，人们有时候也分不清自己该不该坚持这种对认知的贯彻和维护。

    除了这一点之外，海宁在这件事情上的纠结之处还有另外一条，那就是他原本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想要让法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再坚持的久一些，之前他已经为法国提供了武器装备，并且暗示伊莎贝拉不需要带领着民兵去玩命，这样法国人在战场上的优势就会明显许多。基于这种考虑海宁或许确实应该提醒他们加快进攻的节奏和步伐，不过那样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法国在北美殖民地取得完全的胜利。正如之前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不是他想看到的结局。所以他也不可能不犹豫。

    不过好在这两点顾虑都落实在一个纠结点上，这让海宁很快就想到了一个重要的法子，那就是在法国人失败的根本原因上，继续保持对英国人有利的一面。

    法国人究竟输在了什么地方呢？他们不如英国人绅士吗？恰恰相反，法国的宫廷礼仪是英国宫廷礼仪的起源，如果说英国人是绅士的话，那么法国人就是君子。

    法国人失败的原因，无论是在北美洲还是在印度其实都是同一个，那就是他们在制海权上大幅度的落后于英国人。

    法国人对殖民地的开发远远不及本土，殖民地只是原材料和市场的供应地而已。这里不掌握最重要的加工技术，以至于她们在被围困的时候，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制造数字物数量的武器和各种必需品。这样以来他们必须倚仗本土的运输，才能够缓解补给的压力。但是本土距离他们远隔重洋，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作为保障的话，所有的运输线都很容易落到敌人手中，因此，海军更强大的英国人，很容易在这样的战争当中取胜，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击败了多个竞争对手，并将自己的殖民地扩展了到处都是的原因。

    一定程度上来讲路易十五之所以选择环球集团，作为重要的盟友，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科技还因为他们的制海能力。如今战争已经爆发，他肯定会更加倚仗于这个盟友的海上优势，不过因为环球集团和英国人已经签订了海商不战的条约，因此想要怂恿盟友在这方面做出艰难的选择，路易十五恐怕还要拿出更大的诱惑来吸引海宁。

    海宁并不是那么难以吸引的，但对于路易十五来说，珍贵的东西在他眼里或许是不值钱的。如今的他正在积极的推进治下土地的和平发展，因此真正让他选择和英国人至少在表面上握手言和的，根本不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而是各自现在的战和需求。

    英国人需要集中力量来对付法官，海宁则需要这个机会来喘息。在别人忙着作战的时候进行喘息是很有利的，正如从清朝之前所做的那样，他们的大量劳动产出可以作为战争的重要补给品，然后从交战国那里换取高额的利润。

    光是这一点，海宁就有把握让自己志向的百姓们在短时间内过上一段安居乐业的日子。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1756年的11月，就在莱辛和门德尔松等哲学家讨论这样那样的哲学命题的时候，他们意外的从海宁的报纸上看到了足球联赛的消息。

    虽然东南亚和南亚的战争都没有完全平息，而且海宁还会在明年进一步扩大战事，但这并不妨碍已经取得和平的土地上，能生出新的体育活动，这些东西作为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表现，一直以来都被海宁给予高度的关注，虽然他们不会刻意推动这些无用的项目，毕竟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战争技能和粮食才是最为重要的。但如果海宁在简单的起了一个头之后，百姓们哪怕只是富商巨股们，能够主动的将这一赛事举办起来，那也就意味着剩下的土地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生机，这对于海宁来说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肯定和奖励。

    因此，当足球联赛之类的体育项目组织起来之后，各大媒体都秉承海宁的意志给予了疯狂的报道，因此全世界能够看到环球集团舆论的地方，都已经得知了足球联赛的消息，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大英帝国。

    由于这一系列的宣传公司现在太过猛烈，足球及其相关规则也很快引起了一些欧洲国家的关注。再加上他们与环球集团的贸易往来让他们可以轻易的得到成品的足球，甚至足球生产的基本工艺，再加上欧洲地广人稀的特点很容易让他们，在没有房地产业干扰的情况之下，顺利的建设起来一个个符合护士国际规定的足球场。即便是门德尔松那样的小门小户，也很容易的参与到了一家足球俱乐部的建设当中，并在里面顺利的承担了一个小股东的角色，他本人对足球运动也是很喜爱，当然从他妻子的角度来讲，这很有可能是他和海宁的关系非同一般所致。

    为什么这个普通的女人会有这样的观点呢？这主要是因为门德尔松虽然经营着包括棉纺织在内的许多生意，但他的业余爱好却是像伏尔泰一样讨论哲学问题。但在足球运动逐渐走入他的生活之后，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认真的参与这方面的讨论了，要知道近些天来哲学家们的讨论热点，甚至一度引起了环球集团的高度关注，但在门德尔松注意到这些环球集团的报道之前，他对这些哲学讨论似乎已经失去了以前的兴趣。

    这一度让他的妻子非常担心，甚至托朋友联系了门德尔松的哲学家朋友。不过后来他的朋友却发现，门德尔松其实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哲学研究，他在这方面的兴趣甚至早早的就已经受到了海宁的关注和支持，他之所以没有和那些哲学家们进行信件上的探讨，主要是因为门德尔松最近也参与了海宁那边的一些哲学讨论，所以他有些顾不上欧洲这边的朋友。

    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欧洲的哲学家们尤其是德意志地区的南星等人，开始对门德尔松最近的活动感兴趣起来。尤其是伏尔泰等人，他们追求的认识距离门德尔松的住处也不远，要不是因为战争的缘故，他们早就前去拜访了。不过这个冬天的腓特烈大帝好像没有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思，这让柏林城得到了短暂的安稳，因此周边的几位哲学家便抓住这个机会，完成了他们拜会门德尔松的夙愿。

    在战争的间歇期进行体育比赛，对于提振士气是有好处的，至少普鲁士的贵族们普遍如此认为，因此门德尔松所参与组织的那家俱乐部，在近几天里被安排了许多场，比赛他本人也不得不在这期间忙碌了起来。

    来访的几位哲学家其实都是上了年纪的，他们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参与组织工作也很在行，因此他们有说有笑的加入了其中期间，也不忘记看到他们最近热衷的话题。

    这个话题，和亚里士多德有关。

    亚里士多德有一篇著作，叫做《论诗术》。望文生义的人，或许觉得这应该是一篇讨论如何创作诗歌的文艺理论作品。然而如果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绝非文艺青年们也很难产生兴趣的晦涩作品，而是政治哲学论说，就不难理解卢梭这样的哲学家，为什么会将自己主张的“可完善性”的观念也牵扯其中。所谓的“可完善性”，从门德尔松略显刻薄的评价当中可以看出，卢梭提出这一观念很有可能是不得不而，因为他必须要给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伦理生活、亦即成为社会人的可能性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在当时并不是明显具有政治色彩的哲学思辨，只不过是探讨哲学最为本质的问题，即人从哪里来，及其衍生出来的问题又经历了何等样的变化。但讨论人性向来都是敏感的，因为统治阶级早就已经从经验主义当中得出结论，对人性的讨论是很容易唤起共鸣并制造煽动的。虽然这些哲学家们并没有明显的类似倾向，但因为统治阶级已经借助宗教等诸多手段，对这样的可能进行了防范，因此他们的这些讨论还是被认为是一种忌讳。

    但即便如此，这种忌讳也没有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土壤。相反的类似的讨论还越来越多了起来。

    当时著名的德国学者和作家戈特舍德（1700—1766）就曾从亚里士多德《论诗术》十三章推衍出一个著名的等级规定：贵族人物遭遇的不幸才堪称悲剧性命运。市民悲剧的出现显然打破了这一等级规定：一个普通市民的遭遇也可以被视为悲剧性命运。“若没有在剧中混入同情的话，宽厚大度会让我们挤出眼泪吗”——门德尔松在整理草坪的时候，向他的同伴们重申了这一问题。

    对于远在天边的海宁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含义：要么问题涉及的是新兴市民与传统人品等级的差距，要么问题涉及“宽厚大度”是否可以被用来描绘市民悲剧的主角。总之，这与其说是个所谓戏剧美学问题，不如说是个政治哲学问题，因为问题涉及剧作家、剧中人物和观众的灵魂差异，从而实际上是在质疑先前有所耳闻的、他的好朋友莱辛所倾慕的卢梭关于同情的论说。

    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授课讲义基于高的和低的灵魂能力的区分，换言之，“论诗术”是面向具有高的灵魂能力的听者讲述的——这对当时的海宁乃至今天的我们来说非常费解，一个并非拘泥于贵族教育的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难以找到，而且我们从这场关于悲剧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对于启蒙时代的德意志青年才俊来说，要搞懂亚里士多德同样艰难。

    不过，与市民戏剧的施教作用联系起来，我们至少可以明白：是否所有人都可教，始终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东方早就已经被孔夫子揪了出来，以至于21世纪的我们设置为平常事一般。但在欧洲，与之类似的观念和事物的发展还需要时间来酝酿，在启蒙哲人提出普遍人性观之后，更是个问题。就此而言，卢梭关于人性的“可完善性”及其道德教化的可能性的观念就与门德尔松在通信中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有本质上的内在关联。毕竟，无论老到的卢梭也好，还是尚且幼稚的门德尔松等多位德意志青年也好，他们都同时身处火红的启蒙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启蒙哲人提出了人类的普遍教化问题，这意味着戏剧教化要起的是普遍的教化作用——如此主张无异于抹去了人的灵魂能力的高低之分。

    对于海宁来讲，这多多少少算是一件可歌可泣的变化，甚至他都有些没有想到，200多年后设置为平常的理念，竟然还需要经历这样艰难的分娩过程。甚至在这期间面向大众的戏剧竟然被视为是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东方，在封建朝廷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戏剧和评书在这方面的作用早就已经微乎其微——虽然时光即便到了21世纪，也依旧还有很多孩子，会通过三国演义这样的完成自己对历史的启蒙，乃至有很多人在成年之后，仍然以为演绎当中的许多情节就是真实的历史，但不得不说的是这样的情况正在逐渐减少，而且随着科普手段的逐渐丰富，给儿童甚至成年人历史启蒙的作品也已经带上了更加严格谨慎的笔法。但这一切的变化都建立在东方文化，在文教领域更加先进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有更加丰富的末端表现手法也并不是件意外的事情，相对而言，虽然可以理解，但多多少少有些难以接受的戏剧教育，委实在现代教育的高效率面前摆不上门面。

    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具体情况。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脱离原有的基础而孤悬在半空之中。否则他们只能像空中花园一样，永远离开人们的视野。

    而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大浪潮当中，不带注定有一些理念会产生，而且也注定有一些理念会在产生之后被时代和真理所抛弃。在这方面，越是著名的哲学家就往往有着更加丰富的贡献，哪怕是亚里士多德后来也会不断的证明是错误的。而卢梭和伏尔泰美虽然没有那样的境遇，但考虑到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所以在各种各样的观点激烈碰撞之下，他们的某些想法也注定会没入时间的河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