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同仪这一纸弹劾就像捅了个大蚂蚱窝，整个大文朝的中枢对他的这个弹劾暗暗地酝酿了一个多月，最终在会审梁松时爆发出来，就连御史台的主官左都御史陈林也没有把事情压在御史台之内的意思，直接在会审时就把任同仪丢了出来。

    一任巡按刚刚到期回京的任同仪也参加了这次会审，结果大家把会审的主犯梁松丢在一边，把手中的的矛头都对准了他，任同仪当场被批得体无完肤，违圣训（太祖关于亲亲相隐的规定）、擅专、不堪任事等一系列罪名被扣到了头上，与梁松的罪名一并被递交到宝丰帝的案头请求圣裁。

    宝丰帝对这次会审的结果并不满意，但是会审的要求是他提出来的，人选是他亲自指定的，心中虽然生气，却也说不出来什么，只好对这个结果捏着鼻子认下来。最后将罪名并不算重的梁松贬到岭南的雷州去任知府，稍稍出了一口恶气。

    至于倒霉的任同仪，则被中踢出了御史台，他本是七品官，倒是没有被降级，而是被外放到被乱民攻占的彭城做知县。

    雷州半岛位于广东的最南端，与海南岛隔着一道窄窄的海峡相望，正是此时大文朝种植甘蔗榨糖产糖的集中地，同时也是世界上产糖最多的地方，经济算是相当发达的。

    只是雷州僻处岭南，天气湿热，多蚊虫瘴气，外地人到那里之后很容易生病，历来被北方官员视为畏途，自古以来也是朝庭贬谪官员的地方。梁松从正二品的按察使被降为正五品的知府，又被派到雷州那样的地方，算是比较重的处罚了。

    而彭城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水陆交通都极为发达，土地又适合耕作，人口也密集，在大文朝各县之中属于上县，又远离边患，被派为这种县的县令一直算是美差。

    只是此时饥民作乱，彭城失守，而且官军尚未有夺回此地的消息传回来，任同仪这个知县便不好办了。此时他去上任，到那里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协调官方力量，夺回县城，然后是平靖地方、处置流民等善后之事，再之后的赈济、种子、耕牛等事都极为艰难，更是绝大的挑战，一不小心就会引发饥荒，甚至乱事再起，到时候他这个地方父母官守土有责，根本没有退路可言，只能与城谐亡，一死以报效君王了。

    即使真的把一切都理顺，几年之内也不可能有税赋，反而需要从上级官府运入粮食赈济流民，而且盗贼四起的局面肯定不是轻易就能改观的，这政绩如何便只能由上官来评定，仕途止步于此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梁松的案子了结之后，他不愿在京城这风波之地久留，便打算即刻启程南下。此去雷州山高路远，即使一路顺利，没有两三个月也是到不了的。他要在四个月之内到任，只能尽快启程。

    只是迎接他出狱的章维等三人劝他不必太着急，建议他先乘章家的船到即墨，与客居在那里的夫人和家人会合，之后再定行止。

    依章维之意，梁松要到雷州去上任，完全不必走传统有内陆，走海路才是最合理的选择。到通州乘章家的船从津卫出海，先到青岛，然后从青岛乘船南下，可以先回他在松江府的老家一趟，把家人送回去，最后再南下到广东。

    在大文朝多数人眼里，岭南远在天边一般，具体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官员们的见识远非普通民众可比，也只是知道雷州在广东的最南，至于是否靠近海边，以及其他具体细节，便只有极少人知道了。

    大文朝早期由于倭寇的缘故，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严格的禁海政策，又重农抑商，以至于出海贸易之事被认为是搏命之举，若非万不得已，一般人是不会考虑出海的。

    章维由于自家长期出海的原因，对沿海港口以及乘船出海还是比较了解的，虽然没有直接接触过贸易之事，平时听也听得多了，也正是因此，才有此建议。

    只是梁松父子对他的这个建议好像都不是十分看好，不过梁夫人和小姐都在即墨，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先到即墨一行，至于之后的行止到时再定便是。

    说是即刻启程，但梁松在京城的同年好友总有些人要应付，出狱的压惊酒喝了几场，随后又是饯行的送别酒宴，还要等待吏部告身文书和关防印信铸造出来，转眼十几天就过去了。

    随后又有内官过来传旨，通知梁松四天后入宫觐见陛辞。

    这个消息令梁松相当意外。高官离京赴外任前觐见陛辞是本朝的传统，陛辞的时候官员会向皇帝汇报将来到地方之后的施政方案，以及一些关键问题的处理策略等，而皇帝也会对官员作出一些叮嘱，倒是与一般人家外出之前拜别长辈有些相似。虽然多数时候都只是例行公事式的礼节性见面，表现一下皇帝对官员的重视之意，算是给官员一个面子。

    但需要进行陛辞的基本都是主政一地的省级或称为道级的高官，以及一些军事重镇之类的关键位置的官员，比如梁松当年到山东就任按察使时就曾经陛辞过。但那都是一二品大员或者一些与皇帝关系极为亲密的宠臣才有的荣宠，无论如何也与梁松这个刚刚遭到贬谪的五品知府没有关系，皇帝这是要做什么？

    就在梁松等待陛见的时候，完成了观政——也就是实习——的新科进士们的差遣新鲜出炉了。

    不出意外地，头榜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都进了翰林院。翰林院被称为储相之地，大文朝的阁老——权利基本相当于其他朝代的宰相——无一例外都是翰林出身，朝中有不入翰林院不得为相的说法，虽非硬性规定，却是实打实的优先条件。

    对于朝政来说，这种习惯带来的影响好坏参半。翰林院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并且对朝堂的运作模式接触得极深，能够让翰林们熟悉阁老的日常工作模式和原则，不至于因为不熟悉工作出什么岔子。

    但是翰林们长期工作在中枢部门，基本没有外放地方的工作经验，在制定发布一些政令的时候往往掺杂着更多的想当然因素，造成错误决策的风险便增加了不少。这样的决策者在和平年代处置日常政务是一把好手，可一旦涉及到变革之事，成功的可能就非常小了。

    再加上儒学之中形而上的治国平天下理念，使决策者们往往不屑于调查研究，就更不用说向下级官员或平民请教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事情，基本只存在于书本里面，高高在上的阁老们是不肯折这个面子的。

    于是，各朝代的各种新政和变法，也基本都是以挫败告终。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置，最终结果也往往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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