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

    买家峻从“云顶阁”出来的时候，天还没亮。不是那种快要亮了的黑，是最黑的那一段——月亮已经沉下去了，太阳还在地平线下面挣扎，整个世界像被扣在一口倒置的锅里，闷，密不透风，连空气都是凝滞的。他不自觉地摸了摸外套内袋，那个牛皮纸信封还在，硬邦邦的，硌在胸口，像一个长在体外的骨头。照片、流水、光盘。三样东西加在一起不到半斤重，可他觉得沉。沉得每走一步，脚下的水泥地都在往下陷。

    街上没人。

    街灯亮着，橘黄色的光洒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把整条街照得像一个没人演的舞台。偶尔有一辆夜班出租车慢慢驶过，司机歪着头往窗外看一眼，大概在想这人大半夜在路上走，不是喝多了就是有心事。买家峻没有拦车。现在不想坐车。

    现在想走路。

    走一走，让夜风吹一吹，让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被风吹散一点。他从“云顶阁”的后巷拐出来，沿着江城大道往北走。鞋底踩在人行道的地砖上，发出一种单调而有节奏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清晰，像是谁在用指节一下一下敲着桌面。他的脑子本来很乱——杨树鹏的藏身地、解迎宾的审讯进展、明天督导组要听的汇报、安置房二期工地上那个查出绝症的老民工——一堆事情像一锅沸腾的粥，咕嘟咕嘟往外冒泡。可他走着走着，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常军仁。

    刚才在老赵面前他没来得及细想。这会儿一个人走在路上，冷风一吹，脑子反而清楚了。常军仁今晚不对劲。不只是“老组工干部动了感情”的那种不对劲，是另一种——更深、更隐晦、更像一根埋了很久的引线终于烧到了头。

    很多事情，一旦往回看，线索就全出来了。

    三个月前。安置房项目刚复工那几天，工地上乱成一锅粥，他被包工头们缠得脱不开身，是常军仁主动找上门来，把一叠干部的考核档案放在他桌上。当时他没多想。现在想起来——组织部长亲自给新来的副职送档案？不合规矩。还有上个月，督导组第一次来沪杭新城做前期摸底，解宝华在会上当众发难，说他买家峻“调查过当、破坏营商环境”。第一个站起来替他说话的，是常军仁。不是韦伯仁，不是那些受过他恩惠的开发商，是常军仁——一个在市委常委会上从来不主动发言的人。还有那份名单。那份名单上的每一笔数字、每一个日期、每一处资金链追溯，靠一个被架空了六年的组织部长，拿不到。拿不到的。除非——他一直在暗中搜集，搜集了很多年。

    买家峻停住了脚步。

    他站在一盏路灯下面，抬起头，看着路灯顶端那团被飞蛾扑打的光晕。一只飞蛾撞在灯泡上，弹开，又撞上去，又弹开，就那么执拗地重复着。他忽然想起老赵刚才在巷子里说的一句话。老赵说：“他等这一天，等了六年了。”

    “六年。”买家峻低声重复了一遍。

    他把这个词含在嘴里，像含一颗没有化开的药片。苦，但是提神。

    六年前，沪杭新城刚刚起步。第一批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第一批安置房破土动工，第一任领导班子雄心勃勃，想要把这片荒地建成一座新城。那时候的解宝华是分管城建的副秘书长，年富力强，意气风发，在奠基仪式上握着铁锹对着镜头笑。那时候的解迎宾是市里有名的“能人企业家”，开着进口车，穿着定制西装，在酒桌上跟领导们称兄道弟，对工头们呼来喝去。那时候的杨树鹏刚注册了第一家建材公司，手底下养着十几个马仔，在工地上收保护费，谁不给就打谁。谁都知道他不是好东西，但谁都不吭声。因为解迎宾不吭声，解宝华不吭声，上头来检查的领导也不吭声——他们的饭桌上摆着杨树鹏送的酒。

    六年。

    六年前，安置房第一批住户拿了钥匙，敲锣打鼓搬进去。不到半年，墙体开裂，水管爆裂，电梯从十二楼掉到三楼，砸碎了一个老太太的盆骨。老太太的儿子抬着担架去市政府，被保安拦在门外。他在门口坐了一整天，没人理他。傍晚的时候，有个中年干部下班路过，看见他坐在台阶上，怀里抱着他娘的病历，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下一下地抽。那个中年干部走过去，蹲下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了。从头说到尾，说到最后不说了，把病历卷起来夹在腋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说了句——“算了。你们都是一伙的。”

    那个中年干部就是常军仁。

    “你们都是一伙的。”一个民工的儿子，对市委组织部长说了这句话。买家峻可以想象常军仁那天晚上是怎么回的家，怎么坐在书房里，坐到天亮。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搜集证据。一份一份，一年一年，像一只在暗处织网的蜘蛛，慢慢地，耐心地，把每一根丝都拉到最紧。他知道网织好了，不一定有机会收。但他还是织。

    因为他看见过那个人坐在台阶上的样子。

    买家峻重新迈开步子。

    他不再想了。该想的东西已经够清楚了。现在要做的不是想，是做。他沿着江城大道一直走到尽头，穿过人民广场，拐进了一条窄巷子。巷子两边的老居民楼黑洞洞的，只有一户人家还亮着灯——五楼，窗户开着半扇，灯光从窗帘缝里漏出来，在对面墙上投下一个模糊的方格影子。他站在楼下，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两声，接通了。

    “老常。是我。你还没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没睡。在看材料。明天的汇报材料，总觉得有几个地方写得不到位，改来改去，越改越睡不着。”又沉默了一会儿，这次的沉默和刚才不一样，像是在想什么，在想一件很重要的事，要不要说出来。常军仁的声音再次响起，“老买。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找我谈话，问了我什么？”

    买家峻靠在墙上，回忆了片刻。“我问你，沪杭新城的干部队伍，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

    “你知道我当时想怎么回答你吗？”

    “怎么回答？”

    “我想说——烂透了。从根上烂的。”常军仁的声音忽然变得很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我没说。因为我是组织部长。组织部长不能跟一个新来的副书记说这种话。组织部长只能说，我们在调查，我们在整顿，我们会处理。可我知道，那些话都是屁话。我们调查了多少年？整顿了多少年？处理了多少人？解宝华——我今天跟你说句难听的，他在常委会上骂你的时候，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就塞着一张杨树鹏送的金卡。那张金卡我见过，不是我亲手查出来的，是他有一次喝醉了，自己拿出来显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老常你看，这东西值六十万。你一辈子工资都买不起。可我一句话，就有人送。’他就那么说的。笑着说的。我当时就想，这个人完了。不是他一个人完了，是这个组织在他身上完了。”

    买家峻握着电话，没有说话。

    “可你说了一句话。”常军仁的声音忽然变轻了，轻得像在自言自语，“你说，烂透了也得治。病入膏肓也得救。因为老百姓不管你的组织烂没烂，他们只管自己的房子能不能住，孩子能不能上学，看病能不能报销。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到沪杭新城还不到一个月。我当时想，这个人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条汉子。”

    “后来呢？”

    “后来我知道你不是傻子。”

    常军仁笑了一声。买家峻从来没有听过他笑。那个笑声很短，很轻，但他听到了。不是客套的笑，不是苦笑，是一种——怎么说呢，像是冬天里冻了很久的人忽然喝了一口热汤，烫了舌头，但那口热劲儿顺着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老常。”买家峻换了一只手拿电话，“那份名单，我已经交给纪检了。”

    “我知道。老赵跟我通了气。”

    “老赵说，你等这一天，等了六年。”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买家峻等了一会儿，以为是信号断了，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看屏幕，还在通话中。他又贴回去。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不是哭声，不是笑声。是呼吸声。很重，很慢，每一次吸气和呼气之间隔了很长时间，像是在把什么东西压下去，一点一点地，用力地压下去。

    “六年。”常军仁说。

    他顿了一下。

    “老买，我跟你说个事。这六年里，我写过四份辞职报告。四份。一份锁在办公室抽屉里，一份放在书房的抽屉里，还有两份，撕了。每次写完，我就想，算了，不干了。干不动了。可每次第二天早上走到政府大院门口，看见那些来办事的老百姓蹲在门口啃馒头，我就又走进去。不为别的——就为那些蹲在门口啃馒头的人。我知道我帮不了所有人。可哪怕能帮一个，哪怕一个——这六年也不算白熬。”

    买家峻靠在墙上，仰起头。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一条。

    “不止一个。”他说。

    “什么？”

    “你帮了不止一个。十九个害群之马，你一个一个查出来的。接下来还有更多。每一个被你揪出来的人，背后都是一群被你救了的人。那些被你救了的人不会知道你的名字，但他们能住上好房子，孩子能上好学校，生病能报销。他们不会说谢谢常部长，但他们会在心里记着——这个政府，还有好人。”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很久。

    “老买。我干了三十年干部工作，提拔过很多人，也处理过很多人。可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种话。”他停了一下，“谢谢你。”

    “不用谢我。谢你自己。”

    “不，你不明白。我不是谢你夸我。我是谢你——让我觉得这六年，值了。”

    买家峻站直了身子。他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天边从深黑变成了深蓝，又从深蓝变成了一层薄薄的灰白，像是有人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轻轻地撕开了一道口子。

    天要亮了。

    “老常。天亮了以后，还有硬仗要打。督导组今天下午到。解迎宾那边的审讯还得加大力度。杨树鹏还没落网，花絮倩提供的证据需要专案组连夜核实。还有你的汇报材料——别改了，你写得够好了。现在去睡一会儿。”

    “你呢？”

    “我不睡了。我回办公室洗把脸，把材料再过一遍。你记着，等新城的安置房全部完工，等最后一个住户拿到钥匙，等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那天——”

    “怎么样？”

    “咱俩找个路边摊，吃碗面。我请你。加两个蛋。”

    常军仁笑了。这回是真笑，不是那种又短又轻的，是哈哈的笑，笑得很大声，震得话筒都有点破音。

    “好。加两个蛋。再加一盘花生米。”

    “行。花生米。说定了。”

    买家峻挂了电话，把手机放进裤兜，沿着原路往回走。巷子口那家早餐店的卷帘门已经拉开了，老板娘正在门口支煤炉。煤烟呛人，她一边咳嗽一边扇扇子，扇得火星子四处飞溅。她看见买家峻从巷子里走出来，愣了一下，大概在想这人大半夜的不睡觉在外面晃什么。

    “这么早？”她冲买家峻喊了一声。

    “是啊。睡不着。”

    “吃碗面再走？头汤面，最香了。”

    买家峻站住了。他抬头看了看天色——六点差一刻。督导组的见面会是下午三点，还有九个小时。九个小时够他把材料再过两遍，够他去医院看一眼那个查出绝症的老民工，够他去安置房工地上转一圈看看进度。够他做很多事。

    但他现在最想做的——是坐下来，好好吃一碗面。

    “来一碗。”他说。

    “要加啥不？”

    “加两个蛋。”

    他在路边摊的长条凳上坐下来，面前是一张油腻腻的木桌，桌面被无数碗面烫出了圆圆的白印。煤炉上的大锅咕嘟咕嘟冒着白气，面条下锅的时候溅起一片水花。老板娘利索地搅着筷子，头也不回地跟他说：“你运气好，今天熬的汤，骨头是昨晚上刚买的。我跟你说，吃东西跟做人一样，得赶早。晚了，好的全让人挑走了。”

    买家峻笑了一下。

    “你说得对。”

    天越来越亮。阳光从对面那栋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过来，正好落在他的桌角，照得那块油腻的桌面金灿灿的。街上的人开始多起来了——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骑着电动车飞快地驶过，环卫工人把落叶扫成一堆，两个老头在路边的石墩上摆开了棋盘。整座城市正在醒来。

    买家峻拿起筷子。

    面条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一大碗，两个荷包蛋卧在最上面，蛋黄嫩嫩的，轻轻一戳就会流出来。他低头吃了一口，烫得直咧嘴。

    但他没有停下来。

    他想，如果常军仁坐在这里，他大概会说：老买，你说得对。不是为了什么大道理。就为了这些早起的人，有面吃。就为了这座城市，天亮以后，还是好人多一点。

    买家峻把筷子放下，掏出手机，给常军仁发了一条短信。很短，就三个字。

    “面真香。”

    半分钟后，常军仁回了一条。也三个字。

    “欠我的。”

    买家峻把手机放回裤兜，继续吃面。阳光爬上他的肩膀，爬上他的后颈，像一只暖烘烘的手，轻轻地拍了拍他。他没有回头。他知道天亮了以后还有很多仗要打。但现在——先吃面。

    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