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整栋楼就剩我一个人。走廊的灯是声控的，我走过去，啪一下亮了，走过去，啪一下又灭了。那种感觉挺怪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跟在你身后，你一回头，它就躲进黑暗里。

    我把门关上，没开大灯，就开了桌上一盏台灯。那盏灯还是我从老单位带来的，灯罩上有个裂纹，是搬家的时候磕的。我本来想扔了，后来想想算了，用习惯了，换个新的反而不顺手。

    人就是这样，什么东西用久了，就有感情。哪怕它破了、旧了、不好使了，你就是舍不得扔。

    有些人也是。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放在桌上。台灯的光照在上面，白色的信封泛着微微的黄。我没急着打开，点了根烟，靠在椅背上，盯着它看。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像一团被人揉皱了的纸。

    花絮倩这个人，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第一眼看上去，她就是那种典型的生意人——精明、圆滑、说话滴水不漏。但我总觉得她身上有层壳，不是那种故意装出来的壳，是那种……被人逼着穿上去的壳。你看着她在笑，但你不知道她底下在哭。

    我在体制内混了这么多年，这种人我见过。不是坏人，但也不是好人。是那种在夹缝里活着的人，两边都不靠，两边都得罪不起。她得笑，得软，得让人觉得她没威胁，这样才能活下去。

    但这种人，往往最危险。

    不是她危险，是她知道的东西危险。

    那张照片就是证明。

    我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重新把照片抽出来。这次我看得更仔细了——不光是看那栋楼，看的是照片的角度。

    拍照的人站在什么位置？

    我仔细看了看画面的构图。楼的主体在画面正中间，偏左一点，右边留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空白。这说明拍照的人不是随便按的快门，是特意选过角度的。他要拍的不光是那栋楼，还有楼旁边的东西——右边空白处，隐约能看见一个塔吊的基座，还有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钢筋。

    我拿出手机，翻了翻安置房项目的资料。二期工程的施工单位是“恒达建设”，法人代表叫钱有粮。这个名字我见过，在审计报告里，他出现了好几次。每次出现都跟一笔说不清楚的资金有关。

    钱有粮。

    有钱就有粮？

    还是有钱就良心不良？

    我摇了摇头，把照片翻到背面。那行字还是那样——“这栋楼的混凝土标号，比设计图纸少了两个号。”

    笔迹我得认一认。看着像女人的字，笔画偏细，但力道不弱。有些地方的墨迹重了，说明写字的时候手在抖。尤其是那个“号”字的最后一笔，拖出去老长，像是写完了还不想放手。

    这封信，是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写的。

    害怕？愤怒？还是两者都有？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锁进抽屉。然后拿起桌上的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早就凉了，凉得我牙根发酸。

    操。

    我放下杯子，揉了揉太阳穴。这两天头疼得厉害，也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血压又上来了。上次体检，医生说你这低压有点高啊，要注意休息，别老熬夜。

    我说，好。

    然后该熬夜还是熬夜。

    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是那些数字——八千万的预算，五千万的缺口，少了两个标号的混凝土。这些数字像虫子一样，在脑子里爬来爬去，爬得你心慌。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办公室在六楼，看出去能看到半个沪杭新城。远处是安置房项目工地，黑漆漆的一片，几台塔吊像巨人一样杵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工地旁边是还没拆完的老居民楼，零星亮着几盏灯，像是困得睁不开的眼睛。

    那些亮着灯的人家，大概还不知道自己等的新房子，连混凝土标号都不够。

    想到这里，我胸口又闷了一下。

    不是矫情。

    是你真的面对过那些人，你就知道什么叫“责任”。

    上个月我去安置房项目现场调研，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买书记啊，我在这破房子里住了二十年了，下雨漏雨，刮风漏风。我就盼着新房子盖好，让我孙子有个好点的环境读书。”

    她的手很糙，指甲缝里还带着泥。但她笑得很开心，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晒干了的菊花。

    我说：“大妈，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房子盖好。”

    她拍了拍我的手背，说：“我信你。”

    就这三个字——“我信你”。

    你知道这三个字有多重吗？

    重到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它们就压在你胸口上，让你喘不过气。

    我转过身，回到桌前坐下。打开电脑，登录了内部系统，查了一下解迎宾的相关资料。

    解迎宾，男，52岁，沪杭新城房地产商会会长，迎宾集团董事长。旗下有十几个子公司，涉足房地产、酒店、物流、建材等多个领域。

    表面上看，就是个成功的商人。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发家史，是从十年前开始的。十年前，沪杭新城还只是个概念，一片荒地，啥都没有。他就在那时候进来了，拿地、开发、建设，一步一步做到了今天。

    问题是，他哪来那么多钱？

    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能在十年之内做成这么大的盘子，要么是真有本事，要么是……背后有人。

    我正想着，手机又震了。

    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今天第二个陌生号码了。

    我接了。

    “买书记？”这回是个男人的声音，低沉的，带着点沙哑，像是抽烟抽多了。

    “是我。你哪位？”

    “我姓常，常军仁。”

    我一愣。

    常军仁，市委组织部长。

    他怎么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个点，都十一点多了。

    “常部长，你好。”

    “买书记，这么晚打扰你，不好意思。”他的声音很客气，但客气里带着点公事公办的味道，“有个事想跟你通个气。”

    “您说。”

    “关于安置房项目的事。我这边收到一些……关于干部作风的反映。具体的不方便在电话里说，明天上午你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脑子转得飞快。

    干部作风的反映？这个节骨眼上？

    “行，明天上午几点？”

    “九点吧。”

    “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发了会儿呆。

    常军仁这个人，我接触不多。他到沪杭新城比我早两年，之前在外省的一个地级市当组织部长，口碑还行，据说比较正派。但“据说”这两个字，在体制内是最不靠谱的。我见过太多“据说”很正派的人，最后都不怎么正派。

    但不管怎么说，他主动找上门来，总比躲着不见强。

    我看了看表，十一点四十了。

    该回去了。

    我关了电脑，收拾了一下桌面。那个信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带走，锁在抽屉里了。这种东西，带在身上不安全。

    出了办公室，走廊的灯又啪一下亮了。我往电梯口走，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哒，哒，哒，像有人跟着我。

    我回头看了一眼。

    没人。

    只有白墙上的影子，歪歪扭扭的，像个站不稳的人。

    我笑了一下，按了电梯。

    电梯从一楼上来，门开了，里面空荡荡的。我走进去，按了一楼，电梯门慢慢关上。

    就在门快要合上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了进来，卡住了门。

    我心跳猛地加速了一下。

    门重新打开，进来一个人。

    是个中年男人，穿着夹克，戴着眼镜，手里拎着个公文包。他看着眼熟，但我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买书记？”他先开口了，冲我笑了笑。

    “你好。”

    “我是韦伯仁，市委办的。之前在常委会上见过您。”

    我一听这个名字，心里头就咯噔了一下。

    韦伯仁。市委一秘。解宝华的身边人。

    “韦秘书，你好。”我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很凉，掌心有点湿。

    “这么晚还在加班？”他问。

    “你不也是。”

    他笑了笑，没接话。

    电梯到了一楼，我们一起走出来。门厅里很安静，值班的老头趴在桌上打瞌睡，呼噜声一长一短的，像拉风箱。

    “买书记，”韦伯仁突然压低了声音，“有个事想跟您说。”

    “什么事？”

    他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才开口：“安置房那个事，您悠着点查。”

    我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眼镜片后面的眼睛有点闪烁，不敢跟我对视。

    “什么意思？”我问。

    “没什么意思。”他搓了搓手，“就是……提醒您一下。有些事，查深了，不好收场。”

    “谁让你来跟我说的？”

    “没人让我说。是我自己……”他顿了顿，“我自己觉得应该跟您说一声。”

    我看着他的表情，心里头大概有了点数。

    这个人，不是来威胁我的。他是来……投石问路的。

    他在试探我。

    如果我听了他的话，缩了，那说明我这个人好拿捏。如果我不听，那他就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韦秘书，”我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越是不让我查的事，我越想查清楚。”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

    很微妙的变化，不是那种惊慌失措的变，是那种“果然如此”的变。

    “那您……小心点。”他说完，快步走了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门厅里，看着他离开的方向，站了好一会儿。

    值班的老头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继续睡了。

    我推开门，外面的风小了一些，但还是很凉。我缩了缩脖子，往停车场走。

    车是一辆老帕萨特，开了七八年了，发动机声音大得像拖拉机。我发动车的时候，收音机自动打开了，里面在放一首老歌，邓丽君的，唱的是什么“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我关了收音机。

    不是因为不好听，是因为听了心里头发酸。

    我开车出了大院，沿着江边那条路往回走。这条路我走了快三个月了，闭着眼都能开。但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不对劲。

    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就是一种感觉。

    你开车的时候，后面有车跟着你，你是能感觉到的。不是看到，是感觉到。那种被人的目光盯着的感觉，像有一根针扎在你后脑勺上。

    我看了看后视镜。

    后面确实有辆车，大灯开着，晃得我看不清是什么车。我跟它保持了大概三四个车身的距离，不快不慢地开着。

    我变了个道。

    它也变了个道。

    我又变了个道。

    它也又变了个道。

    操。

    我心跳开始加速了。不是怕，是那种……肾上腺素往上涌的感觉。你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你不知道是什么事，那种感觉最磨人。

    我把车往路边靠了靠，假装要停车。那辆车也慢下来了，但没有停，从我旁边慢慢地开过去。

    是一辆黑色的商务车，车窗贴了膜，看不见里面。

    它开过去之后，没有加速，就那么慢慢地往前开。我等了大概一分钟，才重新上路。

    后视镜里，那辆车的尾灯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拐角处。

    我长出了一口气。

    手心全是汗。

    到家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半了。我租的房子是个老小区的两居室，六楼，没电梯。每天爬楼爬得我腿软，但便宜，离单位也近。

    我爬上去的时候，隔壁的王大妈正好开门扔垃圾。她看见我，愣了一下，说：“买书记，你怎么才回来？”

    “加班。”

    “唉，你们这些当官的，也不容易。”她摇了摇头，把垃圾袋扔在门口，“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

    “骗人。”她看了我一眼，“你脸上写着呢。”

    我摸了摸脸，苦笑了一下。

    “你等着。”她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一碗面，上面卧了个荷包蛋，还飘着几片青菜叶子，“吃了吧，别扛着。”

    我接过碗的时候，手有点抖。

    不是饿的，是……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感觉——你一个人在黑咕隆咚的路上走了很久，突然有人给你点了一盏灯。哪怕那盏灯很小，哪怕它照不了多远，但你就是觉得，路上没那么黑了。

    “谢谢王大妈。”

    “谢什么谢。”她摆了摆手，“快吃吧，吃完碗放门口，我明天早上收。”

    我端着碗进了屋，坐在沙发上，呼噜呼噜地把面吃了。面有点坨了，但汤还是热的，咸淡正好。荷包蛋是我喜欢的那种，溏心的，一咬开，蛋黄流出来，满嘴都是香味。

    吃着吃着，我眼眶突然有点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太累了。

    也可能不是。

    吃完面，我把碗放在门口，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天花板上有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道闪电。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今天的事。

    花絮倩。

    韦伯仁。

    常军仁。

    还有那辆黑色的商务车。

    这些人，这些事，像一团乱麻，缠在一起，理不出个头绪。但我知道一件事——这团乱麻的线头，就在解迎宾手里。

    我只要抓住他，就能把整团乱麻扯开。

    问题是，怎么抓？

    他有背景，有人脉，有钱。我有什么？我有几张照片，一份审计报告，还有一个……不知道能信不能信的花絮倩。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花絮倩说的那句话——“您像一个人。后来他死了。”

    那个人是谁？

    是他的前任？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不想了。

    明天还要去见常军仁。

    但我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脑子里像有个留声机，反复放着同一段旋律——“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

    那是那个老太太说的。

    我信你。

    就这三个字，比什么威胁都有用。

    我猛地坐起来，拿起床头的手机，给老张发了条微信：

    “帮我查一个人。钱有粮，恒达建设的法人。越细越好。”

    发完，我把手机扔在枕头边上，重新躺下。

    这次，我终于睡着了。

    梦里，我站在一栋楼前面，那栋楼很高，高得看不到顶。我仰着头看，看着看着，那栋楼突然开始裂了。裂缝从地基往上蔓延，像树根一样，越分越细，越爬越快。整栋楼都在晃，混凝土块往下掉，砸在地上，扬起一片灰。

    我想跑，但脚像被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

    灰雾里，有人朝我走过来。

    我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只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白色的，跟我锁在抽屉里的一模一样。

    他把信封递给我。

    我伸手去接。

    然后我就醒了。

    浑身是汗，后背湿透了。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凌晨四点十三分。

    窗外还是黑的。

    我躺在床上，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重，像是有人在敲门。

    不是有人在敲门。

    是有人在敲我的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