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十二点，我没有去沙河。
马国栋先找了我。
陌生号码打到足浴城前台，前台小姐跑到前台前面敲门，说是有人来找昭先生。
我接了座机电话，听筒里马国栋的声音比上次见面沙哑一些，说话速度很快，像在赶火车一样。
“东西已经提前准备好，比约定时间早了两天，今晚之前必须拿走，明天我可能就进去。”
纪检的第二次约谈比他预计的还快。
他报了取件地点是沙河老茶铺后巷修表铺，找姓温的师傅，进门就说“收旧表”三个字。
说完就挂了，一秒都没多留。
我上楼把双哥叫出来。
“帮我跑一趟沙河。”
双哥问明了地址、暗号后骑着摩托车离去。
四十分钟以后才回来，身上背着一只破皮鞋盒子，灰头土脸的，用绳子绑上了两条。
“修表铺的老板六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说话不多，东西从柜台下面拿出来递给我，没有看我一眼。”双哥说完。
我在足浴城办公室把门锁上，拆开鞋盒。
里面用油纸包着，一叠纸质文件，加两盘录音磁带。
文件打开后是鑫悦会所过去三年的资金流转情况。
流水单、转账凭据、收据，有的是复印件，有的是原件，纸张边角发黄，折痕很深，一看就是被人从不同的地方分批取出来凑到一起的。
几份重要单据上都留有钟志强本人的签名，虽然笔迹潦草，但是可以辨认出。
大额现金的来源、去向，数字大到我算了两遍才把小数点前面的位数数清楚。
两盘录音带没有设备播放，但是磁带外壳上用铅笔写上了日期和人名。
其中有一个名字我没有见过，后面写的是三个字的单位简称，省里某部门的。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有十来秒。
马国栋近几年不是在收集证据，而是在为自己创造一条退路。
这些都不能交上去，交上去他自己先倒。
但是留在手中，就和钟志强绑在一起的绳结。
现在他把绳结递给了我。
把所有的材料原样装回鞋盒里，用绳子重新捆扎。
浩哥在门外等候着，推门进去。
“这些东西你找个地方存起来。”
浩哥接过鞋盒掂了掂分量，没问里面是什么。
“存哪儿？”
“只有我们三个知道的地方。”
双哥说，“我二楼杂物间有个铁柜子，钥匙在身上，周静不知情。”
“行。”
我看着浩哥把鞋盒抱在怀里，又加了一句不举报、不交易只有单一的用途。
“钟志强如果伤害到我们任何人，那么这些材料就会同时发往三个地址，哪三个地址，回头我告诉你们。”
浩哥点点头，然后抱着盒子出去了。
脚步声在楼道里拐了个弯往下走，很快就没有了声音。
下午两点，小东哥从外面打来电话。
“金满楼那边有变化。钟志强没有动，还站在三楼，但周围多了不少的人，数了数至少七八个，有几张脸以前没见过。”
“什么样的人？”
“不像本地的，几个剃平头的，站在巷子两头，没有拿东西，但是裤腰带鼓着一块。”
临时从外面调来的打手。
钟志强在加固自己的防线。
番禺被端了之后他没有立即逃跑，说明他还未放弃。
或者说他不甘心。
人越是到绝境中，越是危险，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再多加一分一毫。
“继续盯着，人别靠太近，换便装，装路人。”
“明白。”
三点整我把手机重新开机。
屏幕上的短信堆了几条，从上午十点半一直排到下午一点。
前面几条还是威胁的口吻，后面的语气发生了变化。
最后一条发在一点十七分：“东西还给我，白云的事一笔勾销，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钟志强在讲条件了。
从老大腔调降到谈判桌上的时间只有半天。
说明番禺那边的损失要比外界所知的要大得多。
他所拥有的那种自信，在层层剥离的表象下，如同墙皮受潮而脱落一样，是逐渐消失的。
我没有回复钟志强。
翻到通讯录中找到刘培元名片上的手机号码，用手机短信方式发送一条信息：“刘总，有空喝茶。”
五分钟后又发了一条信息，一个地址加一个时间。
白云区一条街的糖水铺，下午五点。
刘培元回得这么快，要么是主动联系的，要么就是他本人已经约定了。
不管哪种，这个人已经彻底站到钟志强的对面去了。
船要沉的时候，最先跳的是舵手旁边一直帮忙掌舵的人。
下午五点。
那家糖水铺在白云区一条老街上的门面不大，有四张桌子，老板娘是胖乎乎的中年妇女，正在往玻璃杯里加芝麻糊。
刘培元已经坐在最里边靠墙的地方。
身穿灰衬衫，袖子上卷至手肘，旁边放了一碗双皮奶。
不像个做贸易的老板。
倒像礼拜天出来下棋的街坊。
我在他对面坐下。
他没有寒暄，勺子搅了搅碗里的双皮奶，就开始正题。
“番禺收网之后，钟志强的上线就冻结了所有的资金通道。汇款的银行账户、地下钱庄的口子、连他平时走香港那条水路都断了。”
“消息来源？”
刘培元眨了下眼睛。
“我做他的三年贸易代理，这三分之一的渠道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断没断我比他本人更清楚。”
他放下勺子，双皮奶没吃几口。
“钟志强现在是条断了尾巴的蜥蜴，挣扎着活下去，却活不到下个月，金满楼周围加的那些人你已经看到了，那是他从东莞临时叫来的，一个头五百块一天，最多撑一个星期就会散。”
我没接话。
刘培元看了我两秒，端起碗又放下。
“还有一件事情，今晚阿九要去太和一处私宅取东西。护照、现金、存折还有几张，那便是钟志强最后一步的铺垫。”
“跑路。”
逃离。
刘培元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平和得像在说今天天气好。
“阿九是他的信任之人，这件事只有阿九能办。”
我把这个信息记住了，站起来。
“刘总，今天这碗糖水我请了。”
“不用，我来买单。”刘培元把碗移到一边，从裤兜里掏出十块钱放在桌子上“以后白云这边的事，昭先生多照应。”
我走出糖水铺时太阳已经往西斜了，街上卖水果的推车经过，轮子在地上嘎吱嘎吱响。
从街角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投币，拨老陈。
这次响了一声就接了。
“我。”
老陈没问来路。
我只说了一句话：“太和，今晚，阿九，护照。”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收到。”
挂了。
傍晚回到夏茅。
红姐做糖醋排骨，酸甜味弥漫了整栋楼道。
小禾坐在饭桌前的高凳上，嘴边还沾着几串饭粒，周静在一旁用湿毛巾帮她擦。
吃过饭，我跟双哥和浩哥去了足浴城办公室。
三人坐在那里，门关着，电视开在新闻频道上，声音调得很小。
播音员的嘴在动，说的是广州哪条路正在修建高架桥。
谁都没开口。
等着。
九点过十分，小东哥的电话打进来。
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平时说话慢吞吞的人突然间语速加快了很多。
“阳哥，金满楼被封了。”
“多少人？”
“七八辆警车，武警端着枪进去的，从斜对面二楼阳台上看到，三楼所有的房间的人被押出来排成一排蹲在走廊里。没有人出来，全部就地控制。”
我把电话挪开耳朵，按了免提。
浩哥听完了之后就站起身来站在窗前，双手支撑在窗台上，背对着我们站在那里很长时间。
双哥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捂着脸，从指缝里漏出一口长气，好像憋了三天才吐出来的。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
手伸进衬衫口袋摸到那颗玻璃珠，握住。
小七给的蓝色弹珠，在红姐放进口里的时候还是凉着的，这天贴到胸口上捂着，体温也开始上升。
又过了大约四十分钟，汕头峰打来电话。
他那边的消息渠道不一样，但结果一样。
“太和那边也收了，阿九进私宅时被堵在屋里，身上搜出三本护照和六万元现金。一个人也没有逃掉。”
我打完电话，把烟盒从桌上取走，只剩下两根。
三人又在办公室里坐了会儿。
电视新闻播完之后，是卖药的广告，声音很小，一个女人在反复念同一个电话号码。
“好了。”双哥把手从脸上拿开，眼眶有一点红，但是没有表情“回家。”
十点钟回到夏茅家里。
红姐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茶几上放着一碗红豆汤和一把调羹。
我坐下端起杯子喝了口水。甜的。
红豆煮得烂透，一喝即化。
红姐挨着我坐下，不碰我，把手搭在我手背上。
她的手指不冷也不热，只是干燥的，因为每天在十三行搬货理货，指腹上有一层薄茧。
姐姐房间传来缝纫机的声音。
嗒嗒嗒，嗒嗒嗒，节奏缓慢，就像是在缝补一件旧衣服的边缘。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玻璃珠放在茶几上。
蓝色的珠子在台灯下转动了半圈，静止下来后留有一片光斑。
“结束了？”红姐问。
“差不多了。”
她端起碗走了，水龙头开了又关了。
回来时站在卧室门口，头发依旧是早上用皮筋随意扎着的，说了句。
“小七上次打电话说暑假要来广州，到时候你带他去动物园。”
“嗯。”
红姐进了卧室，门没关严，里面传出她铺床单的声音。
凌晨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站着。
点了一根烟没抽，夹在手指间看着烟丝自己慢慢烧。
楼下巷口值夜的兄弟仍停留在原来的地点，但双哥派人将堵路用的编织袋、旧家具、破铁皮桶等搬上了楼顶。
三轮车也被推到别处去了。
巷子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路面空无一物，一辆摩托直接可以开到楼底下。
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
周建华的短信。
“金满楼的事你肯定知道，后续调查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目前涉案名单中没有你的名字。低调至少一个月不离开白云区。”
我按了回复，打了两个字发过去。
“多谢。”
叼起烟夹吸一口。
远处的工业区灯依然亮着，但是机器声却小了许多，整个夏茅都安静下来了。
楼下排骨煲的店门关了，门口有一块歪歪斜斜的牌子写着一个数字。
风从东边吹过来，把烟灰吹散了。
我把烟头在栏杆上摁灭，回屋。
路过客厅茶几的时候那颗玻璃珠还在那里搁着，灯已经关了，看不见颜色，只剩下一个圆圆的小影子。
我没有拿走它。
推开卧室门的时候，红姐就睡着了，呼吸很均匀。
被子只盖了一半，露出一截肩膀。
将被子给她拉上床，在床边坐下一会儿，脱下鞋子躺下。
枕头下面什么也没有。
手机放于床头柜上，屏幕是黑的。
今晚不用等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