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我在阳台站了十分钟没动，风从街面上吹上来，裹着巷口烧烤摊的油烟和隔壁修车铺的机油味，两股味道搅在一起，呛嗓子。
卢柏年被抓第三天，第三天就有人注册了皮包公司，然后这个公司的人跑到夏茅来，坐在我的足浴城里泡脚，临走问一句老板是谁。
这不叫巧合。
有人在循着卢柏年的线往下面摸，摸到了我头上。
第二天一早我到足浴城的时候浩哥已经在了，他最近胳膊上纹了个新的，一条锦鲤从手腕游到肘弯，颜色还在掉痂，红皮翻着。
瞎哥从烟酒店那边过来，我把后面仓库的门锁打开，三个人进去，让阿芬在前台看着，谁来了都说老板不在。
仓库里没窗户，拉绳灯泡黄了吧唧的，照得三个人脸上都带了一层土色。
我把情况说了，有来路不明的人在打探这边的底细，不知道对方几个人，什么来头，但意图很明确，是冲着我们来的。
浩哥听完掰了两下手指头，关节咔咔响，这是他动脑子时候的习惯。
“要不要把小东哥调回来？”
“不用，他有别的事，你安排两个人轮班盯一下足浴城前后街，有没有陌生面孔反复出现的，别打草惊蛇，就看着。”
浩哥点头。
瞎哥我让他把那两个穿西装的长相特征详细写下来，身高、体型、脸型、有没有疤，能想到的全写，瞎哥说他记性好不用写，我说记性再好也写，纸上的东西跑不掉，脑子里的会变形。
他没再犟，找了支笔趴在纸箱上写。
散了之后我一个人骑摩托出去，往码头方向走。
没进围挡，在外围绕了一整圈，找到了三号泊位对应的那段河岸，围挡有一处铁皮歪了，被风吹的，缝隙侧着身子能钻过去。
我没钻。
蹲在马路对面一棵榕树底下，买了一份报纸摊开，装看报的样子，眼睛越过报纸上沿盯着围挡里头。
半个小时。
围挡里面有个人，穿深色夹克，坐在一把白色塑料凳上，面朝码头方向，左手夹烟，右手搁在膝盖上，不动，不像干活的，干活的人不会这么坐着，这个坐姿是在守东西。
阿贵说的没错。
码头有人盯着。
中午回到夏茅，在巷口碰见小东哥，他靠在电线杆上嚼槟榔，看见我过来递了一包过来，红色包装的，湖南货。
“昨天那件事我没多打听，”他把槟榔渣吐在地上，擦了擦嘴角的红汁。
“但我想跟你讲一句。”
我看着他。
“表弟，艳姐跟着你，什么福都没享过，盘货、看店、做饭，事情没少干，你给她的她从来不花，还攒着贴补家里，她要是真有个喜欢的人，你别拦太死了。”
我接过槟榔没撕包装。
小东哥摸了摸鼻子，“就随便说说。”
“我知道了。”
小东哥这人嘴笨，但心里头拎得清，他跟姐姐从小一块长大，有些话他说得出来，我说不出来。
下午两点手机又响了。
来电号码我没见过，第四个新号码了。
接了，还是那个女人，嗓音沙，但这次语速反而慢了，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庄丽华让我转告最后一件事，之后不会再联系了。”
我没说话，等她往下讲。
“铁盒子里头装的是一本账。”
她停了两秒。
“不是假烟生意的账，是另外一本，码头这几年过手的所有灰色货的流水，全在上面，从搬运工到海关到本地到潮汕，有名字，有金额，有日期。”
我站在阳台上，手攥着手机，指头箍在机身两侧，塑料壳被体温焐热了。
她接着说，语气变了，是在背别人的原话。
“庄丽华的原话，卢柏年留这个东西是给自己买命用的，他进去之后一直没交代这本账，他在等外面有人把东西捞上来，谁捞到这本账，谁就捏住了码头上下所有人的脖子。”
“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我。”
电话那头不响了，五秒，我数着的，一秒一秒过的。
然后她说了最后一句。
“因为账上也有你们作坊的记录，供货方，收货方，利润分成。”
断了。
我把手机放在阳台栏杆上，裤兜里摸了一根烟出来，打火机按了两下没出火，第三下才点着，火苗跳了一下，我凑上去，深深吸了一口。
晚上我把汕头峰约到了足浴城后面的仓库，卷闸门拉死了，灯没开，只拧亮一盏工作台灯，灯罩歪的，光打在地上一个椭圆，两个人坐在码起来的纸箱上面，纸箱装的足浴粉，坐上去软塌塌的往下陷。
我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铁盒子，账本，那个女人的电话，皮包公司，码头守着的人。
汕头峰全程没插嘴，听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叠刀，打开，拿刀尖剔指甲缝里的泥，剔了半天才开口。
“码头那段水深两米到三米，浑的，肉眼看不到底，要捞得请人，潜水的或者带磁铁拖网的都行，但动静太大了，那边又有人守着，明着去搞不了。”
“我知道，所以先把盯梢的人解决掉。”
“那个穿夹克的是谁的人？”
“不确定，但大概率跟粤隆贸易是一路的，卢柏年被抓之后有人知道他扔了东西下水，也想捞，只是还没动手，在等风头。”
汕头峰把刀合上了，在手心里翻了一个面。
“我在伍仙桥那边认识一个人，以前跑船的，水性好，胆子也大，信得过，捞东西的事可以找他。”
“你先摸清楚码头那边的人什么时候换班，几个人轮着守，白天还是晚上都有人。”
“行。”
“我这边查粤隆贸易背后的人，还有那张名片背面的编号。”
两个人在纸箱上坐到十二点半，商量完了汕头峰先走的，骑他那辆铃木从后巷出去，排气管突突几声远了。
我锁了仓库门，一个人站在巷子里抽最后一根烟，广州夜里还是闷，汗从后颈往下淌，卫生衫贴在背上。
回到家已经凌晨两点了。
红姐没睡，坐在客厅沙发上翻一本裁缝杂志，茶几上一杯茶，茶水早凉透了，杯壁挂着一圈水渍。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沙发弹簧塌了一半，两个人的重量压上去，往中间陷，肩膀贴着肩膀。
红姐把杂志合上搁在腿上，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脸，手指头是凉的，从颧骨划到下颚。
“脸都瘦了。”
我握住她那只手，没松开。
两个人在客厅坐着，没开灯，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纱帘打进来，把影子拖在地板上，叠在一块分不开。
她起身说去热杯牛奶，走到厨房门口站住了，背对着我。
“不管什么事，你平安的，别的都好说。”
说完就进去了，灶火打着的声音，锅底响了一下。
我看着厨房门口那个空的位置，喉咙往下咽了一下，没出声。
有些话，说出来就轻了。
牛奶端过来的时候我喝了，很烫，舌头烫麻了也没吐出来，红姐守着我喝完才去洗杯子。
这个人就是这样，她不问你在外面干什么，但你回来了，她得亲眼看着你把东西吃进去喝下去，踏实了才肯去睡。
第二天早上七点，手机把我从觉里拽出来。
何爷爷的号码。
我按了接听，刚开口叫了一声何爷爷，那边的声音就涌过来了，声调比平时高了一截，句子剁成碎块往外甩。
“昭阳，小七今天早上上学，在校门口被一个男的拦住了，那人跟小七说认识你，问小七你住哪里，小七没讲就跑进学校了，但是那个人……”
何爷爷的喘息声贴着话筒。
“那个男人手里头拿着一张名片，白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