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封二的“跟屁虫”。

    他耕地，我就跟着学握锄头的姿势，练了整整三天，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才算勉强能把土翻得均匀；他选种，我就蹲在储藏室里，跟着他挑拣种子，学习分辨饱满度、光泽度，甚至要记住不同品种的特性——“这是‘金穗1号’，抗倒伏，但成熟期长；那是‘矮脚青’，早熟，可产量低”；他播种，我就跟着拉线、挖穴，严格按照“行距一尺五，株距一尺”的标准操作，稍有偏差，就会被封二纠正：“间距太密，苗长不开；太疏，浪费土地。种地，讲究的就是个分寸。”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学“看天”。

    封二说，农民就是靠天吃饭，能看懂天气，就能少遭灾。

    有一次，午后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我以为要下雨，赶紧收拾农具准备回家，却被封二拦住：“别急，这雨下不下来。你看西边的云彩，是‘鱼鳞云’，看着吓人，其实是晴天的兆头。”

    果然，没过多久，太阳就重新出来了。

    还有一次，夜里我被雷声惊醒，想跑去田里看看刚种下的豆子，封二却拉住我：“不用去，这雷是‘干雷’，没雨，反而能杀死土里的虫子。”

    这些看似“玄学”的经验，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次次得到验证。

    我开始明白，所谓的“经验”，不过是老农民们把千百年的观察和实践，浓缩成了最朴素的判断标准。

    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标准，内化成自己的“本能”。

    有一天，我跟着封二去田里查看玉米苗。

    走到地头，封二突然停住脚步，指着一株玉米苗说：“你看这苗，叶子发黄，边缘卷曲，是缺氮了。”

    我凑近一看，果然和其他绿油油的玉米苗不同，这株苗的叶片毫无生气。

    封二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腐熟的农家肥，抓了一把撒在玉米苗根部，又用土轻轻盖住：“农家肥比化肥好，温和，还能养土。等过几天，你再来看，它就能赶上其他苗了。”

    我蹲在地里，看着那株发黄的玉米苗，忽然想起自己在实验室里的经历——当时我发现生菜倒伏，只想着调整灌溉量，却忽略了土壤肥力的变化。

    如果那时我能像现在这样，懂得“看苗识肥”，或许就不会失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种植技巧越来越熟练。

    从耕地、选种、播种，到施肥、灌溉、防治病虫害，每一个环节，我都能独立完成，而且很少再犯基础错误。

    封二看着我的进步，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有时候还会把村里的年轻人叫来，让我给他们讲种植技巧——当然，我只讲从封二那里学来的“老法子”，绝口不提什么“科技”“算法”。

    这天傍晚，我和封二坐在田埂上，看着夕阳把田野染成金色。

    玉米苗已经长到了膝盖高，绿油油的叶片在风中摇曳，生机勃勃。

    封二掏出旱烟袋，点燃后抽了一口，慢悠悠地说：“大脚，你现在种庄稼的本事，已经不比我差了。以后这片地，交给你，我放心。”

    我看着封二眼角的皱纹，忽然有些感慨。

    这段时间的学习，我收获的不仅是种植技巧，更是对土地的敬畏——我终于明白，种地不是简单的“播种-收获”，而是与土地的对话，与自然的共生。就像封二说的：“土地是活的，你对它好，它才会对你好。”

    但是，我知道，在这年月，光是种田，是过不了好日子的。

    我得进城。

    我联系了一个人，郭龟腰。

    郭龟腰在咱村是没地的，他要生活，就跑城里当一个小脚商。在外面，他穿草鞋，布鞋，在村里，他反而穿了一双皮鞋子。

    他这日子，靠的就是在城乡之间。

    倒买倒卖。

    对于县城，倒也十分熟悉。

    和郭龟腰在一起，至少不会走丢了。

    告别封二的那天，我站在田埂上，深深鞠了一躬。

    这是对大地的敬畏。

    我攥着衣角跟在郭龟腰身后，鞋底碾过青石板路的声响，混着远处洋人的叽里呱啦，在耳朵里嗡嗡打转。

    这是我头一遭进县城，来时在驴车上晃了半个时辰，此刻脚底板还发飘，却被眼前的景象勾得忘了累——街两旁的铺子一间挨着一间，朱红的门板敞开着，绸缎庄的幌子绣着金线，粮油铺的麻袋堆得比人高，连空气里都飘着点心铺传来的甜香，这是在村里闻所未闻的味道。

    “跟紧点，别丢了！”

    郭龟腰回头喊我，他常年替村里的药铺跑县城，熟门熟路得很，脚步迈得又快又稳。

    我赶紧小跑两步跟上，目光却被斜对面铺子前的洋人勾了去。

    那洋人穿着挺括的黑色短褂，头发黄得像晒干的麦秸，鼻梁高得能架起磨盘，正指着柜台上的玻璃花瓶比划，掌柜的弓着腰赔笑，手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

    郭龟腰顺着我的目光瞥了一眼，撇撇嘴：“洋人的物件中看不中用，咱们先办正事。”

    说是办正事，其实是郭龟腰要给药铺采买当归，顺带带我认认路。

    他领着我穿街过巷，每过一个路口就停下，指着路牌念叨：“这是东门大街，往前是城隍庙，往右拐能到码头，记住了？”

    我使劲点头，把那些陌生的街名往脑子里塞——以前总听村里老人说县城大得能让人走丢，可真走起来，倒也没那么吓人，无非是把村里的田埂换成了石板路，把各家的院墙换成了铺子的门面。

    路过一家杂货铺时，我脚步顿住了。

    铺子门口的木架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物件：锃亮的铜壶、编得细密的竹篮、还有几柄闪着寒光的刀子。

    我盯着其中一把最顺眼的，那刀子比村里砍柴的柴刀小些，刀身窄而尖，刀柄是深色的木头，握在手里刚刚好，刀刃上的光晃得人眼睛发花。

    “想要？”

    郭龟腰看出了我的心思，凑过来问。

    我脸一红，捏了捏兜里的铜板——那是娘给的压岁钱，本打算留着买笔墨，可此刻盯着那刀子，心里像有只猫在挠。

    掌柜的见我们驻足，连忙迎出来：“两位客官瞧瞧？这是上好的牛耳尖刀，切肉削木都利落，村里来的后生买得最多。”

    我犹豫着伸手，指尖刚碰到刀柄，就被那冰凉的触感惊得缩了缩，又忍不住再次握住。

    刀柄打磨得光滑，贴合着手心的弧度，仿佛天生就该握在我手里。

    “多少钱？”

    我抬头问，声音有些发紧。掌柜的伸出两根手指：“二十文，不贵，这刀能陪你用十年。”

    二十文不算少，够买两斤糙米。可我看着刀刃上自己模糊的影子，想起村里伙伴们拿着柴刀劈柴时的神气，咬了咬牙，从兜里摸出用布包着的铜板，一枚枚数给掌柜的。铜板碰撞的声响，在嘈杂的街市上格外清晰。

    接过刀子时，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别在腰后，用衣襟盖住，仿佛藏了件稀世珍宝。

    郭龟腰在一旁笑：“你这后生，买把刀比娶媳妇还上心。”

    我嘿嘿笑着不说话，只觉得腰杆都挺直了些——有了这把刀，杀人就方便多了。

    这毕竟是民国，无法无天的时候。

    往后，无论是山里的野物，还是哪儿哪的不讲理的恶人，都可以一刀解决了。

    再说，如今认了县城的路，下回不用等郭龟腰，我自己也敢揣着刀子，顺着青石板路往城里跑。

    日头渐渐偏西，郭龟腰买齐了药材，领着我往回走。

    路过城隍庙时，戏台子上正唱着戏，锣鼓声震天响，台下挤满了人。

    我拉着郭龟腰的袖子，指了指戏台：“咱看一会儿再走呗？”

    他拗不过我，只好找了个角落站着。

    我靠在他身边，一手攥着衣角，一手按着腰后的刀子，看着戏台上的武生翻着跟头，听着周围人的叫好声，忽然觉得县城也没那么陌生——这里有洋人的新鲜玩意儿，有村里见不到的商品，还有一把属于我的牛耳尖刀，更重要的是，我记住了从村口到县城的路，记住了东门大街的方向，记住了哪家铺子的刀子最称手。

    回家的驴车上，我把刀子拿出来，借着夕阳的光反复摩挲。

    郭龟腰眯着眼打盹，嘴里还嘟囔着：“下回你自己来，可别走错了路。”

    我笑着应了，心里却笃定得很——走过这一遭，县城的路就像刻在了脑子里，往后不管是来买东西，还是来看戏，哪怕是揣着刀子去码头瞧瞧洋人的船，我都敢一个人来。

    车轱辘碾过土路，把县城的繁华甩在身后，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再顺着这条路回去，带着我的牛耳尖刀，去看看更热闹的光景。

    从县城回来的第二天，我揣着那把牛耳尖刀，又站在了村口通往县城的土路上。

    晨露还沾在裤脚，风里带着田埂的潮气，可我脚步没半分犹豫——上回跟着郭龟腰认的路，此刻像刻在脑子里的地图，东门大街的石板路、城隍庙的飞檐、杂货铺的铜铃声，一幕幕在眼前晃，连哪处拐弯能避开赶早集的驴车，我都记得分明。

    进了城，天刚蒙蒙亮，铺子大多还没开门，只有几家包子铺冒着热气，蒸笼掀开时白雾腾腾，裹着肉香飘得老远。

    我没急着找事，按捺住心里的躁动，寻到上回路过的那家小茶馆。

    茶馆临河，木头搭的凉棚伸到水面上，几张方桌擦得发亮，掌柜的正蹲在门口生炉子，见我进来，抬头笑了笑：“后生，早啊，喝什么茶？”

    “来碗最便宜的。”

    我找了个靠街的位置坐下，把腰后的牛耳刀往里掖了掖，衣襟盖住刀柄，只留一点冰凉的触感贴着腰腹。

    茶很快端上来，粗瓷碗里飘着几片茶叶，水色淡黄，入口带着点涩，却正好让我静下心来。

    茶馆里渐渐热闹起来，跑堂的伙计挎着铜壶穿梭，客人三五一桌，说话声此起彼伏。

    我支着耳朵听，听他们说哪家绸缎庄来了新货，听码头的洋人又运来了古怪的机器，更听他们压低声音议论城里的帮会——“斧头帮的人昨儿在码头抢了洋人的货”“聚义堂的小子们又在西街收保护费，连卖糖葫芦的都没放过”“听说昨晚黑虎帮的人跟人抢地盘，折了两个弟兄”。

    这些名字我头回听，却瞬间明白了——县城里的繁华底下，藏着另一番天地。

    这些帮会就像山里的狼群，抱团抢食，欺负弱小，可对我来说，他们不是狼，是送上门的猎物。在村里，我跟着猎户学过拳脚，翻山越岭追过野鹿，手里的刀子砍过柴、剥过兽皮，早就练得又快又准。

    上回买刀时，掌柜的说这刀能陪我十年，我倒觉得，它今日就能派上大用场。

    喝罢茶，我在城里转了大半天，不是闲逛，是踩点。

    顺着茶馆里听来的消息，我找到了聚义堂的地盘——西街尽头的几间矮房，门口总蹲着两个敞着怀的汉子，手里把玩着刀子，见着路过的小贩就恶声恶气地要钱。

    我还看到了黑虎帮的人，在码头附近游荡，眼神凶狠，盯着来往的商船，像是在盘算着什么。

    日头西沉时，我找了间不起眼的客栈，要了间最便宜的单间。房间狭小，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张破木桌，窗户对着后院的墙，正好方便行事。我把牛耳刀取出来，在灯下细细擦拭，刀刃被磨得愈发锋利，映着昏黄的灯光，泛着冷冽的光。

    我用布把刀柄缠了两圈，这样握起来更稳，就算沾了血也不会滑手。

    等到夜色完全笼罩县城，街上的灯笼渐次熄灭，只剩下零星的狗吠声时，我揣好刀子，悄无声息地出了客栈。

    脚步轻得像猫，沿着墙根往聚义堂的方向走。

    西街早已没了白日的热闹，只有几盏灯笼挂在房檐下，光线昏暗，正好能遮住我的身影。

    离聚义堂还有几十步远，就听到里面传来划拳喝酒的吵闹声，夹杂着女人的哭喊声和男人的怒骂声。

    我攥紧了刀柄，手心微微出汗，却不是害怕，是兴奋——就像每次进山遇到猎物时，心脏跳得又快又猛，全身的力气都攒着，只等时机一到，便扑上去给对方致命一击。

    聚义堂的门没关严，留着一道缝，里面的光从缝里漏出来，照在门口的石阶上。我贴着墙根走过去，侧耳听了听，里面至少有七八个人，正围着桌子喝酒，没人注意门外的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