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死前三天，突然开口说了话。

    她已经十年没出过声了。

    中风后瘫在竹椅上，嘴里永远含着一团黑糊糊的舌苔，眼神钝得像磨坏的刀。

    家人轮流喂她米汤，擦洗身子，掀开被褥那股潮湿的腐味能熏得人倒退三步。

    邻居都劝，送去安宁病房吧。母亲摇头，说阿嬷交代过，死也要死在这间眠床底下。

    那句话是阿嬷还能说话时留下的遗嘱，用闽南语一个字一个字砸出来的：“我若断气，眠床下彼瓮东西，谁都不准动。”

    没人知道那瓮里是什么。

    眠床是闽南老式的那种——六柱红漆拔步床，檐上雕着八仙过海，床下四角垫着砖头，缝隙里塞了几十年的灰垢。

    我小时候捉迷藏钻进去过，床底亮着一盏被遗忘的钨丝灯胆，光线昏黄，照见一只陶瓮，瓮口压着倒扣的碗，碗底贴着黄纸符。

    我伸手去碰，指尖刚摸到陶釉，楼上突然传来阿嬷拖沓的脚步声——可阿嬷那时候还年轻，正准备上楼。不，不对，她那时候就在楼上，正踩着我头顶的楼板嘎吱吱走过来。

    我妈说我记混了，床底下根本没有瓮。但我记得很清楚，那盏灯胆的光，和符纸上的朱砂红得渗人。

    阿嬷断气那天是农历七月初三。

    按照闽南习俗，初一是鬼门开，初三正是群鬼游荡最凶的时辰。

    我赶到时尸体已经被挪到客厅门板上，脸上盖着黄裱纸。

    母亲跪在旁边哭，说阿嬷最后那句话是笑出来的——她十年没发出过声音，死前喉咙里突然滚出一串笑，不是老人的那种干咳式的笑，是年轻的、潮湿的、像是从水下冒上来的气泡音。母亲听清了她说的五个字：“欢喜着好啊。”

    然后就不喘气了。

    守灵那夜我没进正厅。

    我坐在灶脚，看着煤气灶上那锅白米粥从滚烫变成凝固。

    供桌上摆着阿嬷生前的竹椅，椅垫上还留着屁股压出的凹痕。

    香灰落下来，堆得周围一圈灰白，像谁用指头在地上画了个圈。

    凌晨两点，我起身去尿桶。

    经过眠床间时我停下来了。

    门是阖上的，但月光从气窗灌进来，把门缝漏成一条细长的银线。

    我听见里面有声音——不是老鼠，不是木头热胀冷缩，是陶瓮的盖子被旋开时那种粗砺的摩擦声。

    一圈，两圈，三圈之后，有黏稠的液体倒出来的声音，像倒酱油，但又更浓、更慢，带着什么东西滑落下去的闷响。

    我推门进去。

    床底下那盏钨丝灯胆亮了。

    五十瓦的黄光照出那只陶瓮，瓮口空空荡荡，盖子掀翻在一旁，符纸上的朱砂字像是被舌头舔过一样，墨迹晕开，只留下“敕令”两个字勉强可辨。

    瓮内壁糊着一层黑红色的釉光，我凑近了看，才意识到那不是釉——是干透的血，一层一层刷上去的，有的地方起皮，像蛇蜕。

    我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不该想起来的事。

    六岁那年，我真的钻过这张眠床底下。

    我记得那盏灯胆，记得那个瓮，记得我伸手去摸符纸时，突然有一只手从瓮口伸出来，五根指头像煮烂的面条一样软塌塌地搭在瓮沿上。

    我没看到手臂，没看到身体，只看到那五根手指，每根指节的褶皱里都嵌着黑色的垢。

    它们慢慢弯曲，像要抓住什么东西。

    我吓得往后退，脑袋撞上床板，从另一头爬出来。

    阿嬷站在床边，低头看我，两只眼睛是空的——不是空洞的空，是眼球还在，但瞳孔里什么都没有，像两颗煮熟的汤圆嵌在眼眶里。她对我笑了一下，说：“你看到什么了？”

    我说我什么都没看到。

    她说：“乖，没看到就好。那个东西还没长好，现在还不算看到。”

    我不敢问什么东西还没长好。

    那天晚上阿嬷给我煮了一碗面线糊，里面加了很多姜，又多放了一勺糖。

    我吃的时候觉得一股甜腻的血腥味往上涌，但我不敢吐，因为阿嬷一直在旁边看着我，一根一根数我吃进去多少根面线。

    后来我就把那件事忘了，忘了整整二十年。

    现在我想起来了。

    同时想起来的，还有阿嬷中风的原因——她根本不是病倒的。是我五岁那年除夕夜，睡到半夜被尿憋醒，发现阿嬷不在床上。

    我爬起来去找，看见她蹲在眠床底下，双手伸进陶瓮里，像是在揉面。她的手臂一进一出，揉得很慢很仔细，瓮里发出一种湿漉漉的“咕啾咕啾”的声音。

    我喊了声阿嬷，她猛然回头，脸上糊着暗红色液体，从额头淌到下巴，两只眼睛在液体后面亮得像两个洞。她看着我，嘴一张一合，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

    “婴仔，你要不要来看？快好了，真的快要好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是我父亲摔倒的声音。客厅的碗橱整个倒了，碗盘碎了一地。阿嬷飞速扭回头去，我只见她两条手臂同时往瓮里一探，像拔什么东西一样用力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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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所有人都在找阿嬷。

    她不在床上，不在灶脚，不在厅里。

    翻遍了整栋房子都没找到。

    最后是我妈掀开眠床的帷幔，发现阿嬷就躺在床底下，陶瓮旁边。

    她浑身僵硬，嘴巴大张，两只眼睛瞪得铜铃大，瞳孔里印着瓮口那一圈黑红色的釉。她的双手插在瓮里，拔不出来了。

    后来是香炉的师父来处理的。

    他把阿嬷的手从瓮里拔出来的时候，我听到瓮底传来一声很细很细的笑声，像婴儿的，又不像婴儿的。

    师父脸色铁青，连夜烧了七道符，又用墨斗在眠床四面弹了线。他走的时候对我妈说：“这瓮东西不能动，动了就坏大事了。”

    我妈问他什么是大事。他说：“你老母替人养了十几年东西，还差最后一点火候。火候不到就拿出来，死的就不只是一个人。”

    我阿嬷从那天起就不会说话了。

    躺在床上十年，每天睁着眼睛，嘴巴一张一合，像嘴里含着什么话咽不下去。

    护工说她半夜经常笑，笑到整栋楼的人都听见，但推门进去，她脸上全是泪。

    头七那天晚上，我们按照习俗把眠床间的门打开，在床头放了一碗水、一双筷子、一块红布。

    我妈说阿嬷会回来看看，看一眼就走。

    我守在灶脚，盯着那锅米粥。

    凌晨一点的时候，我听见那个声音。

    不是脚步声，不是开门声。

    是湿漉漉的皮肤在粗陶釉面上刮过的声音，像蛇蜕皮，像手指从瓮里抽出来。

    那声音持续了很久，久到我清清楚楚地听出了节奏——先是一根，然后停一下，再一根，再停一下。五根手指，五次摩擦。

    然后就是脚步声。

    不是阿嬷中风后那种拖沓的步态，是轻盈的、矫健的步点，像是有人光着脚在眠床间里跳一支很小幅度的舞。

    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密，最后骤然停住。

    寂静。

    然后什么东西开始往楼上走。

    不是走，是爬。

    指甲抠在木楼梯上的声音，一道一道，不急不慢，带着某种耐心到近乎愉悦的节奏。

    楼梯一共十三阶，每一阶都响了，像有人在数数。

    我冲出灶脚，撞到母亲身上。

    她也出来了，脸白得像纸。我们对视了一眼，母亲突然把食指竖在嘴唇前，用气声对我说了一句话。

    “阿嬷说，那瓮东西要是爬出来了，谁都不要抬头看。”

    话音刚落，楼上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

    不是刚出生的那种嘹亮的哭，是一种很旧的、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哭，像是隔着几十年、隔着好几层棉被、隔着密密匝匝的符纸和朱砂，终于透出来那么一小声。

    然后我听见那瓮东西笑了。

    笑得很欢喜，笑得很年轻，笑得很像一个人终于等到了一件她等了一辈子的事。

    而那笑声的声线，和我阿嬷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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