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台湾来信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

    那天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嘉禾四点起床，和面、吊汤、发海参。春梅六点起来，扫院子、擦桌子、摆椅子。建国七点到店，把算盘从布袋里掏出来，搁在柜台上，拨了几下试手感。

    静婉来得晚些。八十五了，腿脚不如从前，春梅去接的她。老太太下了车，拄着拐杖慢慢走进来，在那把吱呀响的椅子上坐下，把铜勺从布包里取出来，搁在手边。

    一切照旧。

    九点，第一拨客人进门。两个老头，是老主顾了，进门就点炸酱面。嘉禾在灶边应了一声，开始擀面。

    十点，又来了三四拨。八张桌子坐满了，门口开始有人等座。

    十一点，忙起来了。春梅端着盘子跑进跑出，建国拨算盘拨得手指发酸，嘉禾站在灶前，锅就没离过手。

    没人注意到那封信是什么时候来的。

    它夹在一沓报纸里，被邮递员从门缝塞进来，落在门槛边。春梅端着盘子经过，踩了一脚，把它踩到墙角。

    直到下午两点，最后一桌客人走了，春梅扫地时才看见它。

    她捡起来，拍了拍灰。

    信封是黄色的，牛皮纸，比平时见的信要大一些。右上角贴着一张邮票，邮票上是一个老头子的头像，她不认得。左下角盖着一个邮戳，字迹模模糊糊，辨认不清。

    她翻过来，看信封正面。

    收件人写的是：北京前门东街二巷沈家菜馆 沈嘉禾收。

    寄件人写的是：台湾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xxx号 陈大勇。

    春梅的手抖了一下。

    台湾。

    她把信攥在手里，攥得死紧，站在原地，半天没动。

    嘉禾从灶间出来，看见她愣在那儿。

    “怎么了？”

    春梅转过身，看着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她把信递过去。

    嘉禾接过，低头一看。

    他的手指也抖了一下。

    “台湾？”他说。

    春梅点头。

    嘉禾看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信封上的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写得用力。邮戳盖得模糊，但能看出日期：十月二十日。从台北到北京，走了六天。

    他把信翻过来，又翻过去。

    没拆。

    春梅说：“你不打开看看？”

    嘉禾没答。

    他拿着那封信，走到柜台前，放在建国面前。

    “哥，”他说，“您看看这个。”

    建国正在对账，抬起头。

    他看见那封信，愣住了。

    他把老花镜戴上，凑近了看。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陈大勇？”他说，“这是……”

    他没说完。

    嘉禾点点头。

    “是姑父。”

    ---

    陈大勇这个名字，在沈家已经三十八年没人提起了。

    嘉禾对他只有很模糊的印象。那是一九四九年，他九岁。那年春天，姑父来过一趟，带了一包点心，给他和哥一人一块。他记得姑父个子很高，说话嗓门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他问娘：姑父是哪来的？

    娘说：你姑父是东北人，跟你姑在那边认识的。

    他问：那我姑呢？

    娘没答。

    后来他才知道，姑父那次来，是来告别的。他要走，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姑留在这儿，等他。

    姑等了三年，没等到。

    五二年，姑走了。走的时候才三十一岁，还没他如今大。

    娘说，姑是病死的。可嘉禾长大后想，姑可能不只是病死的。有些病，是心病。

    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

    姑父的信，来了。

    ---

    嘉禾把信拆开的时候，手还在抖。

    信纸很薄，薄得透光，叠成四折。他打开，一行行看下去。

    字迹很用力，有些地方把纸都划破了。笔画有些抖，像是握笔的手不稳。

    “嘉禾吾侄：

    见字如面。

    我是你姑父陈大勇。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你九岁那年，我去过你家，给你和建国带过一包点心。那时候你瘦瘦小小的，站在门口看我，不叫我。

    那年我四十岁，如今七十八了。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在台湾开了个馆子，东北菜。招牌菜是锅包肉。

    这道菜，是你姑最爱吃的。

    我和你姑是在沈阳认识的。那年她十八，跟着你爹去东北办货，在我家开的馆子里吃饭。她点了一盘锅包肉，吃了第一口，说好吃。

    后来我问她，你愿意嫁给我吗？她说，你要是能天天给我做锅包肉，我就嫁。

    我做了。

    做了三年。从沈阳做到北平，从北平做到……做到这儿。

    四九年我走的时候，她说，你去吧，我等你。我说，你等着，我回来。

    这一等，就是三十八年。

    我在台北开了这个馆子，叫‘大勇东北菜’。招牌菜就是锅包肉。我做了三十八年，每天做，从不间断。我想着，说不定哪天她就来了，能吃上一口热乎的。

    可她没来。

    去年我才知道，她早就走了。五二年走的。等了我三年，没等到。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时候，她已经听不见了。

    可我还是要告诉她。

    秀英，你最爱吃的锅包肉，我做了三十八年。做了多少盘，数不清了。每一盘都是按你的口味做的——多放醋，少放糖，肉片要薄，炸得要脆，汁要挂在肉上，不能流下来。

    我记得你说过的话。每一个字都记得。

    如今我七十八了，不知道还能做几年。可只要还能动，我就做。做不动了，就让徒弟做。徒弟做不动了，就让徒弟的徒弟做。

    总有一个人，能把这道菜传下去。

    秀英，你等着。

    嘉禾，你收到这封信，要是方便，替我到你姑坟前说一声。就说大勇还活着，还在做锅包肉。就说他想她。每天都想。

    附上地址。你要是回信，就寄这儿。

    陈大勇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

    嘉禾读完信，手还在抖。

    他把信纸放下，抬起头。

    建国看着他。

    春梅看着他。

    静婉不知什么时候从里屋出来了，站在柜台边，也看着他。

    三个人都没说话。

    嘉禾把信递给静婉。

    “娘，您看看。”

    静婉接过信，凑到窗前，对着光看。

    她看得很慢。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嘴唇微微动着，像在默念。

    看到一半，她的手抖了一下。

    看到最后，她把信放下。

    她没哭。八十五了，眼泪早就流干了。可她的眼睛红了，红得厉害。

    “大勇……”她说，“他还活着。”

    ---

    那天下午，沈家菜馆没开门。

    春梅把门口的牌子翻过来，写上“今日休息”。建国把门板上了，一扇一扇，严严实实。

    一家人围坐在柜台前。

    静婉把信又看了一遍。看完，递给建国。建国看完，递给嘉禾。嘉禾看完，又递回给静婉。

    就这样传了三遍。

    最后静婉把信折好，小心地放回信封。

    “这孩子，”她说，“等了你姑三十八年。”

    嘉禾没说话。

    他知道娘说的“这孩子”是谁。陈大勇今年七十八了，可在娘眼里，还是那个四十岁、嗓门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的年轻人。

    娘这辈子，送走过太多人。

    爹走的时候她四十三。姑走的时候她四十六。姑父走的时候，她也是四十六。如今她八十五了，等来了姑父的信。

    三十八年。

    她等了他三十八年。

    静婉把信封放在桌上，手指按在上头。

    “嘉禾，”她说，“你姑的坟，你知道在哪儿吗？”

    嘉禾点头。

    “在廊坊。跟奶奶埋在一起。”

    静婉点点头。

    “明儿你去一趟。”她说，“替大勇说一声。”

    嘉禾说：“好。”

    静婉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走回里屋。

    走到门口，她停下来。

    “这孩子，”她说，“苦了他了。”

    门帘落下。

    ---

    那天晚上，嘉禾没睡着。

    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封信。

    “秀英，你最爱吃的锅包肉，我做了三十八年。”

    “做了多少盘，数不清了。”

    “每一盘都是按你的口味做的——多放醋，少放糖，肉片要薄，炸得要脆，汁要挂在肉上，不能流下来。”

    他把这些话想了无数遍。

    一个男人，在几千里外的小岛上，做了三十八年锅包肉。每天做，从不间断。做给谁吃？做给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客人。

    可他还是在做。

    做了三十八年。

    嘉禾翻了个身。

    窗外有月光，从窗缝漏进来，落在地上，白白的，凉凉的。枣树的影子印在窗纸上，一晃一晃的，像在招手。

    他想起姑。

    他记得姑的模样。瘦瘦小小的，头发挽成髻，穿一身蓝布衫。她话不多，笑起来有点腼腆。每次来他家，都给他和哥带吃的。有时候是糖，有时候是点心，有时候是自己做的黏豆包。

    姑做的黏豆包特别好吃。黄米面，红豆馅，蒸熟了趁热吃，又黏又甜。他记得有一回，他吃了五个，撑得直打嗝。姑笑着说，慢点吃，还有呢。

    那是四八年的事了。

    第二年姑父就走了。

    第三年姑就病了。

    第四年姑就没了。

    他记得姑下葬那天，娘哭得站都站不住。他扶着娘，问，姑去哪儿了？娘说，姑去找你姑父了。

    他不懂。

    他以为姑真的去找姑父了。

    后来他才知道，姑没找到。姑父在很远的地方，回不来。姑等了他三年，没等到。

    如今姑父的信来了。

    晚了三十五年。

    他把眼睛闭上。

    黑暗中，他看见姑的模样。瘦瘦小小的，穿一身蓝布衫，站在门口冲他笑。

    他想对姑说，姑，姑父来信了。他还活着。他还在做锅包肉。他做了三十八年。

    可他张不开嘴。

    姑已经听不见了。

    ---

    第二天一早，嘉禾去了廊坊。

    他骑自行车去的。八十里路，骑了三个多钟头。到的时候快中午了，太阳明晃晃的，晒得人头皮发麻。

    他把车子靠在村口的槐树下，顺着田埂往里走。

    坟地在村后的小山坡上。一片荒草，几棵柏树，几十个坟包。有的立着碑，有的只有一块石头，有的连石头都没有。

    他奶奶的坟在坡顶，旁边埋着姑。

    他走到姑的坟前。

    坟不大，长满了草。草有半人高，枯黄枯黄的，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墓碑是块青石，上头刻着几个字：沈门陈氏秀英之墓。生卒年月已经模糊了，看不清。

    他在坟前蹲下。

    把草拔了拔。拔了半天，才把墓碑露出来。

    他从怀里掏出那封信。

    “姑，”他说，“姑父来信了。”

    风把草吹得响。没人应他。

    他把信展开，对着墓碑，一字一句念起来。

    “秀英吾妻：

    见字如面。

    我是大勇。你在那边还好吗？

    我在台北。这儿冬天不冷，夏天热，常下雨。我开了个馆子，东北菜。招牌菜是锅包肉，按你的口味做的——多放醋，少放糖，肉片要薄，炸得要脆，汁要挂在肉上，不能流下来。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在沈阳，我家开的馆子里。你跟着你哥来办货，点了一盘锅包肉。吃了第一口，你说好吃。我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你说，你要是能天天给我做锅包肉，我就嫁。

    我做了。做了四十三年。

    头三年在沈阳，在北平。后三十八年在这儿。每天做，从不间断。我想着，说不定哪天你就来了，能吃上一口热乎的。

    可你没来。

    去年我才知道，你走了。五二年走的。等了我三年，没等到。

    秀英，我对不起你。

    让你等了三年。让你等了三十八年。让你等了这辈子。

    我没回去。回不去。

    可我没忘了你。一天都没忘。

    我把你的照片放在柜台后头，每天都能看见。照片是你十八岁那年拍的，扎两个辫子，笑得眉眼弯弯。我对着照片说，秀英，今儿又做了一盘锅包肉，你尝尝。

    你尝不着。

    可我知道你能听见。

    秀英，我七十八了。不知道还能做几年。可只要还能动，我就做。做不动了，就让徒弟做。徒弟做不动了，就让徒弟的徒弟做。

    总有一个人，能把这道菜传下去。

    你等着。

    大勇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

    念完了。

    他把信折好，放回怀里。

    风还在吹，吹得草哗哗响。柏树的枝丫摇晃着，投下斑驳的影子。

    他蹲在那儿，看着那块碑。

    碑上的字模糊了，可姑的模样他还记得。瘦瘦小小的，穿一身蓝布衫，站在门口冲他笑。

    “姑，”他说，“姑父挺好的。您放心吧。”

    风停了。

    草也不响了。

    山坡上静静的，只有阳光落下来，暖洋洋的，照在他背上。

    他站起来，在坟前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转身，顺着来路往回走。

    走到半山腰，他回头看了一眼。

    姑的坟孤零零立在那儿，被荒草围着。墓碑上那几个字，在阳光下亮了一下，又暗了。

    他回过头，继续走。

    ---

    嘉禾回到北京时，天已经黑了。

    他把车子停在院门口，推门进去。春梅正在灶间忙活，听见动静，探出头来。

    “回来了？”

    “嗯。”

    “吃饭没？”

    “没。”

    春梅端出一碗面，搁在桌上。

    嘉禾坐下，低头吃面。

    吃了几口，他停下来。

    “春梅。”

    “嗯。”

    “我想给姑父回信。”

    春梅愣了一下。

    “回信？”

    嘉禾点点头。

    “他等了三十八年，”他说，“该有人告诉他一声。”

    春梅看着他。

    灯光照在他脸上，把那一道道皱纹照得分明。四十九的人了，鬓角的白发又多了几茎。可他的眼睛亮亮的，像年轻时那样。

    “你想说什么？”

    嘉禾想了想。

    “就说……姑挺好的。我们替她收着了。”

    春梅没说话。

    她把碗往他面前推了推。

    “先把面吃了。”

    嘉禾低下头，继续吃面。

    吃着吃着，他忽然笑了一下。

    春梅问：“笑什么？”

    嘉禾说：“我在想，姑父那锅包肉，不知道什么味儿。”

    春梅也笑了。

    “那你回信的时候问问，”她说，“说不定哪天能尝尝。”

    ---

    那晚嘉禾坐在灯下，写了一封信。

    他这辈子没写过几封信。字写得不好，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可他写得很慢，很认真，一笔一划。

    “姑父：

    您的信收到了。

    我姑叫陈秀英，是我爹的妹妹。她五二年走的，走的时候三十一岁。葬在廊坊，跟我奶奶一起。坟在村后小山坡上，朝南，能晒着太阳。

    我今天去看了她。把您的信念给她听了。

    她应该听见了。

    我娘还活着，八十五了，身体还行。每天还来店里坐坐，收收钱。她说您苦了。让我告诉您，好好活着，别太想。

    我哥建国也在这边帮忙，管账。他退休了，粮站的，干了三十五年。

    我开了个店，叫沈家菜馆。前门那儿，三十平米，八张桌。卖樱桃肉、烩三鲜、炸酱面。生意还行，天天排队。

    您那锅包肉，听着就好吃。多放醋少放糖，肉片要薄，炸得要脆，汁要挂在肉上——我记住了。哪天有机会，去台北尝尝。

    我姑爱吃这个，我记得。她以前给我带黏豆包，说是跟您学的。

    姑父，您保重身体。

    有空再写信。

    沈嘉禾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写下那个地址：台湾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xxx号 陈大勇收。

    他把信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然后他熄了灯，躺下。

    窗外的枣树在夜风里响着。月光从窗缝漏进来，落在那个信封上，亮晶晶的。

    ---

    那之后的日子，和往常一样。

    嘉禾四点起床，和面、吊汤、发海参。春梅六点起来，扫院子、擦桌子、摆椅子。建国七点到店，把算盘从布袋里掏出来，搁在柜台上，拨几下试手感。

    静婉还是来得晚些。八十五了，腿脚不如从前，可每天都来。来了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铜勺搁在手边。

    可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静婉现在每天都要问问嘉禾：“有回信没？”

    嘉禾说：“没。才寄出去几天，哪那么快。”

    静婉点点头，不说话了。

    比如嘉禾现在做菜的时候，偶尔会想起姑父那锅包肉。多放醋少放糖，肉片要薄，炸得要脆，汁要挂在肉上。他试着做了一回，不是那个味儿。他没见过姑父，不知道姑父做的什么样。可他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对。

    比如春梅现在收碗的时候，会多看那些吃锅包肉的客人几眼。沈家菜馆不卖锅包肉，可偶尔有客人问，你们能做吗？她就想起姑父，想起那个等了三十八年的人。

    比如建国现在算账的时候，会在本子上记一笔：今日寄信一封，邮资两毛。他记完了，有时候会看着那行字愣一会儿，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封信，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泛起一圈圈涟漪。

    涟漪不大，可一直在。

    ---

    十一月二十号，第二封信来了。

    还是那种黄色的牛皮纸信封，还是那个熟悉的笔迹。嘉禾拆信的时候，手还是有点抖。

    “嘉禾吾侄：

    信收到了。谢谢你去看了你姑。

    你说你把她坟前的情况告诉我了，朝南，能晒着太阳。这个好。她从小怕冷，在东北那几年冻怕了。能晒着太阳，暖和。

    你娘还活着，八十五了，还能去店里坐坐——这个好。她比我大两岁吧？我记得她身子骨硬朗，走路带风。替我给她带个好。

    你开了店，叫沈家菜馆。这个好。你爹那手艺，总算传下来了。你爹我见过，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在北平。他那樱桃肉，我吃过一回，到现在还记得。

    你说想来台北尝尝我的锅包肉。这个也好。你来了，我给你做。做一辈子了，就等着有人来尝。

    嘉禾，我有个事想求你。

    我想给你姑立块新碑。旧的恐怕看不清了。碑上的字，我想自己写。写什么呢？就写‘爱妻陈秀英之墓’，下头写‘夫陈大勇立’。再下头写一行小字：‘锅包肉做了一辈子，等着你来尝’。

    不知道能不能立。你要是方便，替我问问。

    附上五十美金，算是立碑的钱。不够你再告诉我。

    大勇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嘉禾读完信，把那张五十美金的票子拿出来。

    崭新的，折成四折，夹在信纸里。

    他把钱放在桌上，看着它。

    春梅凑过来看。

    “五十美金，”她说，“够立好几块碑了。”

    嘉禾点点头。

    “姑父这是，”他说，“想留个名。”

    春梅没说话。

    她知道“留个名”是什么意思。姑父这辈子，没能在姑活着的时候陪着她。死后，他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她的碑上。

    一辈子，就这一个念想。

    ---

    那几天，嘉禾一直在想立碑的事。

    他去找了村里管事的。管事的是个老头，七十多了，耳朵有点背。嘉禾喊了三遍他才听明白。

    “立碑？”他说，“坟是你姑的，你姑父出钱立碑，天经地义。没人拦着。”

    嘉禾说：“那上头刻的字，能按他说的刻吗？”

    老头接过信，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字念出来。

    “‘爱妻陈秀英之墓’，‘夫陈大勇立’。这个行。”他顿了顿，“‘锅包肉做了一辈子，等着你来尝’——这个……”

    他抬起头，看着嘉禾。

    “这个有点怪。碑上没这么刻的。”

    嘉禾说：“我知道。可这是他想了三十八年的。”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

    他把信还给嘉禾。

    “那就刻吧。”他说，“你姑要是知道，兴许高兴。”

    嘉禾点点头。

    他把信收起来，揣进怀里。

    走出村公所，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天很蓝，蓝得透亮。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他忽然想起姑的模样。

    瘦瘦小小的，穿一身蓝布衫，站在门口冲他笑。

    姑，他说，姑父给您立碑了。上头刻着，锅包肉做了一辈子，等着您来尝。

    风把树叶吹得哗哗响。

    他站在那儿，听了很久。

    ---

    腊月里，碑立好了。

    嘉禾雇了两个人，把旧碑挖出来，换上新碑。新碑是青石的，比旧碑大一圈，磨得很光。上头的字是请人刻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爱妻陈秀英之墓”。

    “夫陈大勇立”。

    下头那行小字，刻在最底下，比别人小一号，可很清楚。

    “锅包肉做了一辈子，等着你来尝”。

    嘉禾站在碑前，看了很久。

    他把那封信从怀里掏出来，又念了一遍。

    念完了，他把信折好，放在碑前。

    “姑父，”他说，“碑立好了。您放心。”

    风从山坡下吹上来，把信纸吹得翻了个个儿。他伸手按住，等风过了，才松开。

    他把信收回怀里。

    转身下山。

    走到半山腰，他回头看了一眼。

    新碑立在阳光下，亮亮的，白白的。那行小字离得远看不清，可他知道刻的是什么。

    锅包肉做了一辈子，等着你来尝。

    他回过头，继续走。

    ---

    腊月二十三，小年。

    嘉禾收到第三封信。

    这封信比前两封都厚。他拆开一看，里头是一张照片。

    黑白照片，有些发黄了，边角卷起来。照片上是一男一女，站在一家饭馆门口。男的穿着白围裙，个子很高，笑出一口白牙。女的梳着两条辫子，穿一件碎花棉袄，眉眼弯弯的。

    他认出那个女的。

    是姑。

    他没见过姑年轻时的照片。姑走的时候他才十二，记得的模样已经是病中憔悴的样子。可这张照片上，姑十八九岁，扎着两条辫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那个男的，是姑父。

    四十岁左右，高高大大，站在姑旁边，一只手揽着她的肩。他笑得很开心，露出一口白牙。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

    “一九四八年春，沈阳。大勇与秀英。”

    嘉禾拿着那张照片，手抖得厉害。

    他把照片递给静婉。

    静婉接过，凑到窗前，对着光看。

    她看了很久。

    “这是你姑，”她说，“那年她十八。”

    她把照片翻过来，看背面那行字。

    “大勇写的。”她说。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嘉禾站在一旁，不敢出声。

    过了好一会儿，静婉睁开眼。

    她把照片还给嘉禾。

    “收着吧。”她说，“这是你姑这辈子，笑得最好看的一张。”

    嘉禾把照片小心地收进怀里，和那几封信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把照片又拿出来看了一遍。

    灯光下，姑笑得眉眼弯弯，姑父站在她旁边，手揽着她的肩。

    他想，要是姑父没走，要是姑没死，他们会是什么样？

    会不会也开一家馆子，姑跑堂，姑父掌勺？会不会也生几个孩子，热热闹闹过日子？会不会也像他和他哥这样，老了老了，还在一块儿？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那张照片上，姑和姑父都笑着。

    笑得很开心。

    那是四八年。离那场离别，还有一年。

    ---

    腊月二十九，嘉禾给姑父写了回信。

    他把立碑的事说了，把照片收到了说了，把静婉的话也说了。

    信的末尾，他写了一句：

    “姑父，年三十那天，我们给您留个座。您在那头，也给自己做盘锅包肉，就当是跟姑一块儿吃的。”

    他把信寄出去。

    回来的路上，天开始下雪。

    雪不大，细细的，密密的，落在肩上，一会儿就化了。他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在胡同里。

    路过那棵老槐树时，他停下来。

    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无数只手。雪落在枝丫上，积了薄薄一层，白白的，软软的。

    他忽然想起那封信里的一句话。

    “秀英，你等着。”

    他站了一会儿。

    雪还在下。细细的，密密的，落在他的头发上，眉毛上，肩膀上。

    他没动。

    等着。

    他想，姑父等了三十八年。如今姑知道了，会等着他的。

    总有一天，他们能见着。

    到时候，姑父会做一盘锅包肉，按姑的口味——多放醋，少放糖，肉片要薄，炸得要脆，汁要挂在肉上。

    姑吃了，会说好吃。

    像那年第一次吃一样。

    他把车子推起来，继续往前走。

    雪越下越大了。

    胡同里静静的，只有他踩雪的脚步声，咯吱，咯吱。

    一九八七年的最后一场雪，就这样落下来。

    落在前门大街的青砖上，落在沈家菜馆的匾额上，落在那棵老枣树的枝丫上。

    落在海峡那边的台北。

    落在一个七十八岁老人做的锅包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