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会我?余切才知道,李政道老婆这些天给他赔礼道歉,还拿了十万支持余切基金会......然而,李政道却不这么想。李政道对余切有意见。涉及到几位大佬,所有人都不好发表什么意见,只有钱忠书说”李政道这人居然背地里有一套,真是错的离谱!我最恨这种酸腐气”......周光照见状叹息一声,娓娓道来。周光照是内地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和杨振宁、李政道等人都有私交。80年代,当时的内地物理学会急需加入国际物理学会,但是一直面临困难(宝岛问题),三人在美国到处路演,和许多国际物理学家碰面,最终促成了入会。因此,周光照和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相对深厚的。由于李政道在京城有研究所,周光照和李政道的关系似乎还要稍好一些:在一场他为李政道主持的学术演讲上,他竟邀请杨振宁上来讲话。当然了,杨振宁婉拒了他。现在十多年过去,今年四月下旬,李政道因故对余切产生误会,周光照来纽约后和李政道聚会,李政道忍不住谈起这件事,“原来内地的余先生并不尊重人,他询问我当年的内幕,却没有任何宽慰的话,只为了满足他的好奇感。”“你说的余切还是其他人?”周光照当时很惊讶,他直白道,“余切是经过考验的!我不相信他目中无人。”“那你怎么解释弗里德曼?为了躲避他,弗里德曼据说都跑到了夏威夷去。”“弗里德曼本人就很狂妄,那自然余先生要更‘狂妄’,在气势压倒他。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余先生这些年做了太多事情,他并不是天生就很霸道的人。”李政道说出了他的担忧:“我知道他和杨的关系很好,我担心他歪曲了我的话,用于小说创作!你知道杨振宁已经让我招架不住!我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为何那样说话(站在他角度,指夺走研究成果),如果余先生也这样讲,我真是要在华人圈当中没有立锥之地了!”“天下没有一个人再会相信我!”于是,周光照有心促使两人解开误会。他这些天很少说话,默默观察余切的言行举止,发觉余切确实不是什么目中无人的作家。“那周老先生怎么评价我?”余切笑着反问他。“你到美国之后,到处路演和访问,晚上还要写小说......精力充沛得可怕!这是我之前感觉到的。你小说写出来之后,我在品德上也佩服你了。”“为什么?”“因为你写出这样的小说,你肯定是善良的人。没经历过,写不出来。”这也算是个答案。余切说,“我小说发表后,周先生尽管把故事拿给他看,我希望他不要再无理取闹。”周光照果然做了这件事情。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交流,周光照直接找他去了。他说,“余先生的新小说你看之后,一定不会对他再有什么误会。“什么小说?”李政道问。"“关于求学的故事,我读下来满脸泪水。政道,你一直关注内地学生的学业发展,要学生们打好基础!你和余先生简直是一类人。”当时很多内地学生,读到初中后就找个中专学技术,放弃了深造,李政道夫妇感到很可惜。两人在自己老家搞了个专门补贴高中生的慈善基金,总共弄进去了五十万美金。李政道确实很关注教育发展。一说到这个话题,他也赞成道,“《小鞋子》是我唯一看过两遍的余氏小说,确实是精彩!”“这本书,绝对不逊色于那一本,你看着吧!”周光照说。李政道正在气头上,当然没当一回事。而另一边,《一个都不能少》通过传真的方式,在国内的《十月》杂志发表。这时的《十月》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余切的稿件,全社上下一片欢腾,迅速于内部审稿会中通过,安排在四月刊中发表。与此同时,为了在美筹集捐款,向海外华人宣传“希望工程”,这部小说也被翻译成英文,名字改为更好理解的《小老师》,分期发表在华人刊物《地平线》、《侨报》等。陈东杰和金介甫参与了部分翻译工作,通过余切的关系,两人住在纽约的凯悦酒店。这是一家豪华大酒店,由余切的一个富商书迷在运营。每次余切来美国,就有许多人会送来类似的请帖。当地大学请他去演讲,名流请他去吃饭......他只挑其中一些参加。有时,余切身边的人也能占到一些便宜。这是两人第一次住豪华酒店。凯越酒店的外墙由不锈钢和玻璃幕墙装饰,显得富丽堂皇,吃的喝的都有专人伺候,只需按按铃,就能很快送到房间里,让两人心无旁骛搞翻译。陈东杰只觉得“这是千金买马骨”一般,要他鞠躬尽瘁的帮余先生做事情才行。“我恨不得天天在这里给余老师翻译小说,永远的住在这里。这里是美国的美国,纽约的纽约。”陈东杰说。金介甫暗道这人没什么见识,但他也被纽约的繁华所打动。大苹果城是加拿大那种苦寒之地所远远比不上的,房价当然也远远甚于。余先生就在这样的地方,有这些地方可以住,而他甚至都懒得来。他比沈聪文的境遇实在是好太多了......八十年代,沈聪文连一套京城内的房子都买不起,还是内地领导看他可怜,特地找人分给他的。两人住进来当晚,房间里面的电话铃响了,响了很多次。接来是前台服务生的电话:“我们的老板想要见到您。”不用说,房间里一片狼藉。金介甫和陈东杰快速收拾好后,开门却见到了一个明显盛装打扮过,身材高大,穿着风衣的金发男子,这人也很惊讶于他们的出现,当即脸色一变:“你们是什么人?我以为中国余在这里,你们这些该死的小偷?你们把中国余藏在了什么地方?”陈东杰连忙解释,“我们是来给余先生翻译小说的。”“——而且,是他文学事业上的......亲密战友!”金介甫加上一句。“事业伙伴!”这人恍然大悟,挤出笑点头,但难免感到失望。他问两人,“余先生难道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吗?他到底做什么去了?”两人都不知道。金介甫推测道,“他要和弗里德曼对峙,但是找不到那个人。”“弗里德曼?那个经济学家?”这个酒店老板露出鄙夷的神情,“那人确实是一个失败者,恐怕被吓得屁滚尿流了!”这人说了一长串话,表达了对余教授的景仰之情。“我是他最大的美国书迷,非常早非常早,至少五六年前,我就在看他的小说,他狠狠地惩罚了日本人,羞辱了他们!美国人应该记住这一份功绩!”“而且,他写出了维斯勒,那是多好的一个德国人!"11两人逐渐听明白了。这个说话语气不容置疑,却又流露出焦虑神情的富商,是余切的美国书迷,是个德裔。他虽然讨厌日本人,却在1990年的日本股市崩溃中,买错了方向,结果身家大大缩水,差点把酒店卖出去还债,不免十分钦佩余切的眼光。在他看来,余切一边买进做空期权,一边利用影响力唱衰日本——简直是真正的股神,世界上没有比这炒股更神的了。余切教会了他如何赢。只要能影响投资者的信心,控制他们的买卖方向,哪里还需要什么技术操作呢?简直可以手绘走势图了。《计划体制》写出来后,此人一下子找到了经营的方向,扭亏为盈。美国商界很流行书中的理论,不过都是倒着来学。这个富商也从中感悟到很多,原来余先生才是真正的经营之神。“我始终为他留下一间房间,如果他能亲自前来,我应该会很高兴。不得不说,这是我的光荣。”“至于你们?”这人瞥了他们一眼,“就不要住总统房了,这不是留给你们的地方。这次就算了。“砰!”然后关上门走了。金介甫和陈东杰两人对视一眼,都苦笑了起来。四月的最后一天,《一个都不能少》翻译完成。金介甫等人离开酒店时,还有些恋恋不舍。天上一日,地上一年,两人都失魂落魄的样子。“凯悦酒店怎么样?”余切问他们。“好得不得了!”他们道。“比长城饭店怎么样?”余切问他俩。陈东杰打起精神道:“当然不能比!我说的是比不过别人的!”“光服务态度就不是一回事!长城饭店的服务员有殴打顾客的行为,不要说外地人,就是前来投资的华人富商照打不误,骂也是很难听的!”这是真的。在国营饭店,服务不管如何,工资都照发。既然工资和工作没什么关系,那顾客就是纯来找茬的,既然是来找茬的,骂你几句也不奇怪......长城饭店也是国营饭店。余切乐了。“看来资本主义,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此番美国之行,余切前后抓紧机会向美国人宣传中国的助学项目。他亲自牵头,让沃森所在的冷泉港实验室,给正在筹备中的“马家店”希望小学捐助了一套美国小学标准的实验室全套设备。再加上路垚和他书迷带来的捐款......基本上就能建造一个高标准小学了。不知道这样路垚能不能满意?路垚的身体原本已经油尽灯枯,现在因为找到了方向,又能延续一段时间。历史上,路垚在孤苦中死去。他的前妻不愿来探望他,他的女儿还太小,路垚的兄弟们也缺乏时间,在领导的指示下,陕省作家朋友们陪伴他走完了最后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路垚把全部心血作品版权都无偿赠予前妻,然后被前妻贱卖......除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那一阵子,路的人生几乎没有光亮可言,正如朋友所说,“他几乎苦了一辈子!”在小说的后记上,余切最终写道,“望海内外华人共同捐款,为内地学生上学的事情,都贡献出一份力量来。”译作《小老师》先于原著出版。故事一开始没有引起很大轰动,倒是《地平线》刊物记载了一件小事,引起了华人圈的注意。那是五十年代的事情。彼时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找了个教职,而胡适之闲居纽约,频繁造访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因而和李政道结下了忘年之谊,后来这段友谊又加入了杨振宁。华人当时知道报团取暖。因此,互相交往、互换资源是常见的事情。李政道自己就是“关系”的受益者。李政道原本在西南联大读书,天天挨炸,他老师吴大猷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邀请访美,访美者可以带个门生前行,吴大猷当即把大学都没毕业的李政道带去,一番操作下,竟给他弄去了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也是在那个年代,有个美国大学的物理学家的宝岛岳父,意外卷进了间谍案件中,被抓进了监狱,马上要被枪毙;在美物理学界的华人纷纷奔走相告,向宝岛当局施加压力......胡适之、李政道等所有人都在联名信中签下名字,最终保住了那个倒霉岳父。胡适之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杨振宁、李政道二君来访,谈甚欢。”仅仅二十多天后,李杨二人就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瞬间震惊了整个华人世界。第一次打破了中国人无法在理工科有所作为的偏见。月末,余切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参加诺贝尔经济学术会议,中国目前有资格参会的只有余切一人。好在哈佛大学的科尔奈和萨默斯能陪同他一起去,两人都是经济学的大佬。其中,萨默斯的情况和匈牙利人科尔奈很不同。萨默斯是犹太裔,事业历来顺风顺水,如今被聘请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这是个权位很重的职位,历来都是美国人担任。“他还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那年他才29岁。”科尔奈介绍说。“和东方余不能比。”萨默斯立刻接话,“《计划体制》是一本奇书,而且,余先生比我做教授时更加年轻。”“但我的学校暂时还不能和贵校相比。”余切自谦道。“我想如果您愿意,您明天就会成为哈佛的教授甚至是经济系主任。在某种程度上,您这样的人,才是美国最渴望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