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切的答复很快到来。他公开宣布,自己将写一本全面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弊病的学术作品,这将是他目前最主要的学术成就。名字是《新资本论》,仅仅听这个名字就很大气了。《资本论》原著是一个磅礴而宏伟的巨著,作者马克思在伦敦考察企业,深入研究后,用了二十多年先后写出《资本论》的三卷四册,他每天工作至少十二个小时。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也只完成了第一卷,剩下的二三卷由他的朋友恩格斯根据遗稿整理,第四卷则被出版为《剩余价值学说》。这本书涉及到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货币流通、经济危机等诸多方面,包罗万象,书中提出的那个著名预言“资本主义终将因内部不可调和的冲突走向灭亡”,到今天仍然深深影响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但这一本书在西方经济学界,仍然是有遗憾的。一方面,作者本人未能写完全稿,使得各种版本的作品总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书写的年代没有现代经济学,那时将数学大规模引入到经济学中,还尚且是个较为新奇的事情。因此,尽管马克思本人是一个数学好手(他写过数学研究手稿,酷爱数学),却在作品中遗漏了这一方法,使得《资本论》在今天看来,缺少了最关键的论证环节,这和“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宗旨相违背。历来都有学者想要补足这一缺陷,但迄今而至,除了科尔奈稍有成就之外,其他人未能取得满意的成果。余切在翻译科尔奈作品时,引入了自己的想法。这篇名为《为什么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的论文发表在1991年《经济研究》的首月刊中,余切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所提出的预言是否失败了?”“我们看到,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更加强大且存在,而且充满活力;反而是原先的苏东阵营出现了分裂......但这只是表象,我们不能僵化的看待他的预言,事实上,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是他所生活年代的资本主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从国家层面看,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抢掠商品市场,奴役当地农民,殖民当地社会,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并最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社会自身来看,在英国伦敦,社会普遍雇佣三到六岁的儿童作为‘烟囱儿童”,他们需要的监护权被出售给买主,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仅发得半块发霉面包,57%的烟囱儿童年纪不会超过5岁;劳工、机械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17岁,而乡村地区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8岁;棉纺业资本家大规模破产,资本家沦为赤贫,而赤贫工人大规模死亡......”“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写下了这一段预言;我们从结果上来看,他的预言不但没有失误,相反预言的很好!他描写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系统性的灭亡!人人平等、依法治国、合理竞争.......至少在大多数国家已经成为共识。”“今天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让任何一个十九世纪的资本家感到陌生。”“但我们还需要认识到,这种生产方式的更迭并未改变它的根本性质,因此在将来的时期,危机将会以新的形式爆发,而人们所担忧的一切将会卷土重来。”这篇论文发布后,立刻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转载到各国学术期刊中。平心而论,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界,在世界舞台上并不是一个主要角色。既没有值得称赞的学术理论创新,也没有实践出后来的丰功伟绩。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余切,因此文章立刻被诸多学者注意到了。最先公开发话的是匈牙利人科尔奈。此时他回到了美国哈佛,正在接受哈佛大学的嘉奖————他也获得了美国外籍院士荣誉。科尔奈在审阅完余切的文章后,当场点头称赞,“这些话早应该有人来说了!”他的课程中有不少中国学生,这些人中又有不少人今后走向了国内的关键岗位,科尔奈深知这一点。中国学生上课时,经常会问他“余切在美国真的受欢迎吗?”“余切是否像你们说的那样,具备极大的影响力?”科尔奈理解这种问题。这是出自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刻板印象。正因为这些学生深刻接触了美国社会,所以才不敢相信有人可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因此,科尔奈解释说,“你们出了一个真正的世界级经济学家。我曾经这样说过,现在我要再讲一遍。我把研究者的水平分为两类,一类是顺应潮流,根据现有大厦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另一种是他这样,从无到有,平地起高楼。”可惜,现场的学生只有少部分人露出喜悦的神情。大部分人仍然一脸茫然。他们还不清楚,余切是立下了何等的雄心壮志。现场立刻有学生问他:“只有这两类人吗?第三世界国家还有许多人是做的是翻译工作,也就是把相关知识引入到本国来,这难道不也是研究者?他们没有数据,缺乏实践......本国也支撑不了他们的研究。”科尔奈摇头,并伸出胳膊平放在自己的胸口处,道:“在我这样的人的眼光中,我想那些人可以是翻译者甚至是教育者,但谈不上研究者——他们甚至没有结合本国提出新的东西来。”文章在国内也有较大反应。这是因为90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外开始流行起“改革”的相关辩论。一种观点认为,眼下的关键是加速私有化,彻底消灭掉国有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关键是创造有利条件,使得私有部门从下到上发展起来。这两种观点之间爆发了很多次争辩。随着苏东阵营的剧变,天平越来越往前一个观点倾斜,正在拼命自救的老大哥自己就是持有观点一:如果私有化的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革新。戈式坚定的认为,内地搞的是小打小闹,他的《新思维》甚至被翻译到内地,颇有一些人为他说话。弗里德曼认为余切必定纳头便拜,也是出自这个原因。弗里德曼认为这种争论早已经结束了,没人打得了这种逆风局,余切也不行。1991年,余切刚过完新年。他通过电子邮件和朔伊布勒定期联系,约定以东德为蓝本写学术论文,支持科尔政府在东德地区的改革。作为回报,朔伊布勒将一些可分享的即时数据交给余切。社院前去德国访问的学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余切带来文件给他,这些资料换算成纸质文档足有半个房间那么大,因而余切的工作量极大。朔伊布勒在邮件中抱怨:“前东德政府隐瞒了东德的经济数据,他们的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好,我有证据表明,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系统性的进行了统计上的造假。”“这不是你一开始就能想到的吗?”余切回复道。“是这样,但我们付出的经济代价,要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你知道吗?团结税现在高得可怕,却还不够用!我们不得不重新进行统计,我们不再信任过去他们政府的工作。”是啊!但这就是余切要联系朔伊布勒的原因。朔伊布勒有核心数据。《新资本论》在另一个时空出自法国人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 皮凯蒂花了大量时间对比德国统一后,东西德之间的经济变化,并认为东德地区的价值低估和高储蓄率,实际上承担了德国蓄水池的作用,这块地方让德国人在08年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相对稳健。而且,德国企业不光是归股东所有,还包括企业工人的代表以及地方政府,这种公私混营的所有制最终表现出比欧洲其他国家大得多的韧性。因为私人资本出现亏损,就卖了公司跑路,而产业工人愿意集体降薪,保住自己的饭碗。皮凯蒂的作品写于新世纪,而余切现在写来,则像是在为本届科尔政府辩护——他宏伟的“东部大开发计划”和“团结税”,并非只作用于东德,而是受益于每一个德国人。德国的转变确实让自由市场派十分尴尬。一些人形容德国正在成为“欧洲病夫”。这个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却自发的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如今科尔政府小心翼翼的保护东欧地区的产业,像对待婴儿那样的抚育它,科尔因此被饱受批评,然而从选举上来看,至少东德国的人十分满意。朔伊布勒最后问:“我看到了你和弗里德曼的争论,在你心目中,你真的认为他的学说已经过时了吗?有没有一些立场的因素,使得你和他走向了彻底的对立?”余切道:“正如你是个德国人一样,我也是个中国人。弗里德曼的理论从未在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奏效过,不是吗?它在美国行是因为美国本身行,不是因为他的理论行。”“那我们德国呢?”“如果像你这样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德国当然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朔伊布勒一看到这话,又高兴得颤抖起来。他抑制住激动,吩咐助手回复道:“在诺贝尔经济学术会议上,我诚挚的邀请你来做德意志联邦银行做客,并在那里做出伟大演讲。”“什么演讲?”“你的《新资本论》,你总该有一些初步结论了。你的黑洞坍缩理论,你和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那些极美又简洁的概念......”之后朔伊布勒等待着,但不知何故,这封邮件竟然久久没有得到回复,朔伊布勒甚至怀疑自己的邮件有没有发送到......直到半小时后,他才看到余切的肯定回答,然后立刻对自己的助手说:“这是我微不足道的半小时,却是学术界的一个世纪。”此后一个月,余切和弗里德曼的争论渐渐停歇,双方都认识到这种争论需要在某个关键的事件点后才能分出胜负。譬如下一次经济危机,或是德国东部大开发出现明显的成功苗头。凯恩斯理论帮助美国度过大萧条,而后是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派————他们帮助欧美等国度过了七十年代的大通胀。“我还没有输,不是吗?”弗里德曼自己也觉得为时尚早。他宣布参加在欧洲举办的诺贝尔经济学术会议。科尔奈得知消息后告诉余切,“芝加哥男孩在那里人数众多,但你不用担心,我们也并不弱小。”事情逐渐演变成美国哈佛学派,反对美国芝加哥学派,而这两者的领军人物分别是中国万县人和前奥匈帝国的犹太裔。这种美国反对美国的争论,让余切忍不住发笑。春节前。张俪和他带着余厚启前往燕大燕园拜访杨振宁。一见面,就从车上卸下十条牛肉干,杨振宁瞥了一眼,笑道:“你这是把孩子交给我了?怎么?在家里教不好?”“也不是教不好。”张俪说,“余先生觉得我管得太严,到您这里来熏陶熏陶....……”余先生?!不是余哥哥了!杨振宁哑然失笑。他知道余切应该惹恼了张俪,但他没有向着余切说话,而是谈论自己的教育经,“我和我爱人是颠倒了的中式家庭!一般人认为,我是慈父,对孩子因材施教,快乐教育!其实我爱人贡献也很大,她这个严母比我更细致,也更耐心。”杜致礼立马打配合道,“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主内,他主外也有他事业的因素,振宁的研究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他回家不愿意管教孩子了,只想逗弄孩子玩,他当然讨孩子开心了。”张俪一听,难过的抿了抿嘴。是啊!余切什么也不管,就带着余厚启到处玩乐,小旭也是,孩子自然更喜欢他们,这能怪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