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看得心惊，也愈发入迷，乃至王德几次催促休息都没能让他放下，晚膳也只是稀里糊涂的吃了几口，就又沉浸其中，直至夜深才揉揉眼睛放下书，叹道“自己逞什么能啊？”
看了一天书，并不是说赵昺已经就成了法学专家，而是对大宋的司法体系有了基本的认识，而熟记法条那是司法人员的事情，他根本没有必要精通，只需了解立法原则，司法体系及审理程序和监察制度就可以了。
赵昺发现其实宋朝已经或者说曾经建立了一个专业、专职的司法官员队伍。在州府一级一般设有三个法院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当然一些小州则将州院与司理院合并，只置一个法院。
每个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主管当置司的推官、判官，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都是专职的法官，除了司法审案之外，不得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来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绝，即“虽朝旨令选亦不得差”，以此保证专业性。
更让赵昺惊讶的宋朝的司法官是十分专业的，他们在获得任命之前，也如现代一样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这个司法考试，宋人叫做“试法官”，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监察。“试法官”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考试设置也极为详密每次考六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一场考法理。
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考试的分数必须达到优秀，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赵昺必须承认，这个司法考试的制度即便与现代相较也已经非常严密、详备了。
而在办案程序上，宋朝的侦查与审讯的权力是分立的，宋立法规定“诸道巡检捕盗使臣，凡获寇盗，不得先行拷讯，即送所属州府。”与现代无异。
宋的缉捕、刑侦机构为隶属于州、路衙门的巡检司，以及隶属于县衙门的县尉司，合称“巡尉”，相当于今天的警察局，其职责是缉拿、追捕犯罪嫌疑人，搜集犯罪证据、主持司法检验等。所以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侦查部门不可以参与推勘，更不能够给嫌犯定罪。
案子进入州府的庭审程序之后，先由一名法官审查事实，叫做“推勘”。这位推勘官将根据证人证言、证物、法医检验、嫌犯供词，将犯罪事实审讯清楚，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至于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他是不用管的。被告人画押之后，便没有推勘官什么事了。但如果审讯出错，则由他负责任。
这一道程序走完，进入第二道程序。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复核案情，询问被告人供词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这道程序叫做“录问”。如果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审程序推倒重来，必须更换法庭重新审讯。这叫做“翻异别勘”。如果被告人未喊冤，那进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给另外一位独立的法官，这名法官将核查卷宗是否有疑点，如发现疑点，退回重审；如没有疑点，则由他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检出嫌犯触犯的法律条文，这叫做“检法”。推勘与检法不可为同一名法官，这就是宋代特有的“鞫谳分司”制度，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
检法之后，将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判决委员会负责起草判决书，交委员会全体法官讨论。若对判决没有异议，则集体签署，将来若发现错案，所有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责任。这叫做“同职犯公坐”。对判决持异议的法官，可以拒不签字，或者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日后若证实判决确实出错了，“议状”的法官可免于问责。
判决书必须获得全体法官签署，才可以进入下一道程序送法院的首席法官（即知府、知州）做正式定判。首席法官定判后，还需要对被告人宣读判词，询问是否服判。这时被告人若称不服判，有冤要伸，那么将自动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原审法官一概回避，由上级法院组织新的法庭复审，将前面的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原则上刑案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
如果被告人在听判之后，表示服法，那么整个案子告一段落，呈报中央派驻各地的巡回法院（提刑司）复核。巡回法院若发现疑点，案子复审。若未发现疑点，便可以执行判决了。但如果是死刑判决，且案情有疑，则必须奏报中央法司复审。
现代司法制度讲究回避，而宋代司法也特别讲求亲嫌回避，在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都设置了非常严格而周密的回避制。法院如果受理了一起诉讼案，在开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定回避的法官。所有跟诉讼的原告或被告有亲戚、师生、上下级、仇怨关系，或者曾经有过荐举关系者，都必须自行申报回避。
如果有回避责任的法官不申报呢？许人检举、控告。不用说，这自然是为了防止法官的裁断受到私人关系、私人情感影响，出现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情况。实际上也可避免发生亲铡侄儿之类的人伦悲剧，如果包拯的侄儿因为贪赃枉法而被告上法院，那包拯首先就得提出回避，决不可能亲自审讯此案。
不但与诉讼人有亲嫌关系的法官需要回避，在一起案子的审判过程中，负责推勘、录问、检法的三个法官，也不能有亲嫌关系，否则也必须回避。而且，法律还严禁推勘官、录问官与检法官在结案之前会面、商讨案情，否则“各杖八十”。
如果是复审的案子，复审法官若与原审法官有亲嫌关系，也需要回避；对隐瞒回避义务的法官，处罚非常严厉。甚至上下级法官之间也要回避——即有亲嫌关系的法官不能成为上下级。这样的司法回避制度，可以说已经严密得无以复加了。
四更鼓后，赵昺掩卷长叹，宋代的刑事司法程序之繁复、严密，堪称历代之冠，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会觉得过于“繁琐”。与现代侦查、审判和监督的司法三权分立制度相比，只是少了检法机构，但不等于没有，而是将这项权力由上级法官代替执行。
赵昺再琢磨现代影视剧中的老包，若真是放在宋代肯定是活不过三集，他明显就是一个带头破坏司法制度的榜样，展现的并非是原貌。
《三侠五义》中的公孙策，其实就是可能清代艺人根据当时的刑名师爷形象塑造出来，北宋并没有公孙策这一号人物，宋代的州府也没有所谓的“师爷”。师爷，是行政幕府制度发展到明清的产物，又称“幕友”。而宋朝恰恰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设行政幕府的王朝（军政幕府还有保留）。
为了无限拔高包公执法如山的高大全形象，后人还创造了一个大义灭亲、不近人情的包公在京剧《赤桑镇》《铡包勉》演的就是这个故事包公的侄子包勉，为萧山县令，因贪赃枉法被人检举，奉旨出巡的包拯亲审此案，查明真相后，下令铡死亲侄子。
包拯要是一个权力大得吓人的法官，集侦查、控诉、审判、执行四权于一身，像“包公戏”表演的那么断案，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反司法程序，早就被台谏官弹劾下台了。即便他确有侄子犯罪，也轮不到包拯来大义灭亲。
而赵昺叹息的并非包拯如戏说中的那么高大光明，却是可惜宋人开创的高度发达的司法体系，以及司法专业化的历史方向，并未为后面的朝代所继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简陋、粗糙的状态，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别勘的制度。明代的府一级，只设一名推官助理讼狱，而清代则连推官都不设置，府县的司法完全由行政长官兼理。
所以赵昺推测宋亡之后才批量出现的“包公戏”，实际上跟宋代司法制度已毫无关系，实际上已经遮蔽了发达的宋代司法文明。顶多只能反映元明清时期的一部分司法观念与实践而已，不是文人们借助“包公戏”批判传统司法模式是大而无当的，就是因为他们已完全不知道宋代繁密的司法程序设计，只能凭着自以为是的想象编造包公审案的过程。
赵昺感到难堪的是自己还要班门弄斧，想要充当当下的司法制度改革的先锋，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好在还只是初步商讨阶段，没有闹出大笑话，那么他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恢复和继承，并且培养一支合格的司法队伍，并对制度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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