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舟也在诸多的战船护卫下毫发无损驶离江口水域,袭击船队的贼寇也很快被剿灭。在事件中,袭击御舟的贼寇船只尽数被击毁,现场共擒获贼寇十余人,打捞出尸体六十余具。行营下令沿江州县严加搜索两岸,抓捕漏网余孽,搜寻尸体。
当晚江上大雾所江,船队泊于池州,由于刚刚发生了袭击御舟事件,圣驾没有上岸,依然留在御舟之上,池州知府请求觐见也被拒绝。为了查明事件真相,王应麟作为随扈大臣受命亲审被擒获的贼寇,谢枋得也领旨从旁协助。
贼寇的此次行动,欲伏于江口之中,待船队经过时以船只撞开护航的战船,直取御舟。在袭击船队行动受阻后,化妆成商船的贼寇立刻制造混乱,佯装躲避靠近御舟,在受到阻拦无法登舟后,又迅速派出水鬼欲潜水袭击御舟。
整个行动从选择的地点和发动的时机及所用的手段来看,就可以看出这绝非是偶发事件,而是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的行刺行动。从能够一次出动大小船只十余艘,动用百十个擅于水战的死士,也可以说明行动谋划已久,且组织者也绝非寻常人物,否则无法收买如此的的死士和动用这么多的船只。
只通过这些基本就可以判定是谋逆案了,现在要查实的是何方势力组织策划的。王应麟作为随扈大臣,深知自己在其中责任重大,发生此等事情自己无论如何也难逃其咎;而谢枋得同样紧张,船队刚出湖广地界,就发生刺驾之事,自己又是搭乘御舟回京。若是有人多想,那么自己的处境就会极为不妙。
所以不论公私,两人都要尽快察明真相。当晚他们便移至岸上,会同有司和御前相关人员连夜突审,两人都是发了狠的,尽管捕获的贼寇声称自己只是江上的水盗,看到御船高大只认为是官船,运载的是财物。进而铤而走险,欲借江上大雾潜上船去,劫取财物。
但是王应麟两人怎么肯信,下令用刑拷问。大刑之下,又有几个人能熬得过去,很快有人招认。他们是广西南路静江府齐家的庄客,本是江上的水寇,由于朝廷严加清剿,无法立足,便投入齐家作了庄客,这次受主家之命前来行事,再问就不知道了。
静江乃是湖广置司、安抚使司和广西南路的治所,谢枋得却是知道此人。齐家称得上是静州大户,其祖做过知府,父亲曾在户部五品主事,但在江南沦陷之前已经致仕还乡,也算是官宦世家。当下齐家主事人名叫齐贤,也过了乡试和州试,却因战乱未能赴京参加科考未能入仕。
但是齐家颇有家财,在静江府周边州县皆有田地,商铺。入元后科举无望,他便安心在乡中当起了富家翁,教育族中子弟读书。因为其有功名在身,又好交游,常与那些士绅和旧官、遗老在一起吟诗唱和,在周边府郡有些名望。
在朝廷收复湖广之后,因为齐家并没有什么劣迹,也无勾结蒙元的罪行,并没有受到‘镇反’的波及。且经查证齐贤确系通过州试,承认了其功名,不过并没有被征辟入仕。谢枋得与其也曾有交往,参加过其组织的诗会,但并没有什么深交。
这名庄客指认出被俘获中的一人乃是郝家的大管事,此行皆听命于他。王应麟两人不敢怠慢,立刻进行提审,初时其还咬死不认,可在被点出其身份和严刑之下,也不得不交待了此行的目的。而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刺杀的目标却不是皇帝,而是谢枋得和自己。再细问之后,才知其中原委,而这更让两人心情极为沉重。
原来静江府被蒙元占据之时,赋税比之大宋要轻的多,且阿里海牙为官也算清正,对于广南前朝士绅并没有为难,甚至还加以保护。因此齐家也没有遭受刁难,而朝廷收复湖广后,齐贤认为朝廷征收的赋税要高于蒙元,因而多有不满。
另外,前岁朝廷开科,齐家子弟也参加科举,其中有两人过了乡试和州试,但是在省试时皆名落孙山。而齐贤在与其他士绅说话时,得知他们族中子弟也皆落榜,便认为朝廷在有意打压湖广士子。而紧接着朝廷又颁布法令,实施士绅一体纳税,而谢枋得作为湖广安抚使执行甚是严苛,让他们由怨生恨。
收复荆襄之后,圣旨传来调谢枋得回京任职。这些士绅们以为现在朝政皆由江浙人把持,小皇帝被他们蛊惑才会打压湖广士子,取消了士绅们减免税赋的特权。而此次谢枋得在北伐之中甚是得力,回京之后必然会受到重用,那么湖广人将更无出头之日。
新仇旧恨之下,这些士绅们便计划将谢枋得除掉,免除后患。于是众士绅便推举齐贤为首,众人皆出钱出力,并私下里重金收买江湖亡命之徒,准备实施刺杀。最初,他们事先打探清楚,谢枋得在鄂州支应军前,必然会从此离任,乘船回京。
于是商议在鄂州动手,这样既能除掉谢枋得,又能够震慑继任者。但是没想到谢枋得阴错阳差之下上了御舟,与大军通行,让他们无法下手。于是跟随船队顺江而下寻找机会,而此时他们获知王应麟也在船上,而其也是江浙人,便计划将其一同除掉。
而他们也明白袭击御舟那是什么罪过,所以一路追踪寻找机会,他们发现船队即便停泊补给,也没有发现谢枋得和王应麟落单的时候。眼看船队要驶入江东地界,他们便孤注一掷的实施了行动,而这时小皇帝也成了他们的目标,认为只要杀了皇帝便没有人支持江浙士人,那么他们便得以翻身。
于是一帮纸上谈兵的士绅和一群要钱不要命之徒,便趁江上大雾,船行缓慢的时机,策划了这场伏击,而结果就如鸡蛋碰石头,一场谋划许久的行动就如一颗小石子扔进江中,连个水花都没有溅起来……
讯问出结果后,王应麟和谢枋得不敢怠慢,次日清晨便上御舟奏报,并呈上口供。赵昺看后不仅哑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帮士绅也真敢想,也真敢做,可终逃不过那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俗语。但此事性质十分严重,即便自己是个搭头,刺杀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是重罪。
赵昺即刻下旨,令湖广安抚使司会同静江府即刻缉拿首犯齐贤及参与者,就地严加讯问,察明情况速报行营。而后对王、谢二人有加以安抚,让他们先行去休息,勿要多想。
送走二人,赵昺又看了一遍口供,觉得此事并非那么简单。要说‘地域歧视’古已有之,,宋代地域分隔很清楚,人群流动也小,主要是以仕人为主,这种以文人为代表的小规模地域流动,一经在朝廷中汇集,那必然有地域歧视的产生,南人北人,京师人局外人,各自博弈。
地域歧视说到底来源于经济、政治地位,北方发展得好,就有底气去歧视南方了。据传,宋太祖曾立碑“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内主用兵,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成书于宋徽宗朝的《道山清话》也记载有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南人补的坐吾此唐。
“不用南人为相”这一方针政策倒是在宋初两朝很好的贯彻落实了,但是在真宗时,发生了改变,宋真宗曾想任命江西临江军人王钦若为相,遭到时相大名府莘县人王旦的反对,王旦搬出宋太祖遗言“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来震慑真宗,可实用主义的真宗哪里是遗言约束得住的,在王旦死后,王钦若登上相位。
从此,南方人也可以身居高堂了,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摒弃北方官僚对南方士人的偏见。就连历史上知名的文学家晏殊也深受地域歧视,寇准在为执政大臣期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过“尤恶南人轻巧”,就是说啊,南方人喜欢偷奸耍滑,哪里比得上北方人耿直的意思。
江西抚州人晏殊被以神童召入朝廷,赐予同进士出身,这时候身居宰相之位的寇准又觉得很不开心,他委婉地说“殊,江外人。”意思就是觉得晏殊是南方人,是不配这种高规格的拔擢的。晏殊还算好的,因为是江西人,江西在古代不算一个太有存在感的行政区划,中央、坊间对其蜚语也只是零零散散,不成太大的气候。
到了下一任皇帝宋仁宗,他提出“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的政策,朝廷才对南方士人的好感度提高了一丢丢。政治家范仲淹为苏州人,文学家欧阳修为庐陵人,哲学家周敦颐为道州人,他们皆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的局面,可见北宋时南方也是出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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