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为危机，就是危险中蕴藏着机会。玉昔帖木儿出人意料的一搏，确是给赵昺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他不想看到鱼死网破的结局，那么就必须用更为结实的网具。以江南欲伏的兵力，他并没有完全的把握，而重新部署是需要时间的，只有从攻扬州大军中抽调兵力最为便捷和现实。
当然从扬州抽调兵力也并非像赵昺所说的那么轻松，他们面对的同样是求生强烈的敌人。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即便战胜其也是歼敌一千，自损八百。而其要全力突围，也并一定能够将他们留下，那可能最后就是一锅夹生饭。
另外蒙元方面一向注重情报工作，玉昔帖木儿肯定也知道自己南渡失败后将是什么结局，他必然会加强情报的收集工作。而自己若是调军回援的意图被其发现，不仅诱敌深入的计划完全失败，他相信其一定也会加以利用，当机立断改变计划反扑扬州，毕竟能活捉一个皇帝的诱惑力不比攻取敌国都城的诱惑力小，且实在的意义更大。
反之，玉昔帖木儿既然知道倾尽黄河以南两个都万户府的兵力南侵失败的后果，谁又敢断定这不是其布下的一个陷阱。其中的诱惑力太大了，大的任谁都想往下跳，所以赵昺不得不谨慎，在其不渡过长江，他都不能相信。而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馅饼，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他相信王应麟能看出来，其他人也一定能看出来。同样他也不想放过。
面对这么一个‘双杀’之局，就要看谁戏演的最好，谁能把谁骗进陷阱，这也就是常言的决胜在沙场之外的道理。所以赵昺即使发现了其中的战机，却没有向众将言明，又阻止了王应麟向外透露信息。不是他不相信其，而是情报工作无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被泄露出丝毫，就是不可挽回的结局，因而必须要将这个意图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在当前没有卫星、没有飞机的时代，大部队调动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可也只是相对。赵昺的计划是以常州、无锡、平江和昆山四地为支撑点，组成一支大网，而网的中心就是常熟。而要将围城的数万部队悄无声息，不留痕迹的在敌人眼皮底下送到江南，并开拔至战场。不仅事关伏击玉昔帖木儿部战役的胜败，也关系到留守围城各部的安危。
而赵昺在考虑如何排兵布阵的时候，还要思考下一步收复两淮地区的计划，而这个缺乏只是打一仗那么简单。其实占领一个地区，通过战斗夺取只是第一步，占领并巩固也只是第二部，长期占有并进行有效的治理才能算是将这块土地和人口收入囊中。
所以收复一片新的国土，不仅仅是依靠军队能够完成的事情，是需要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完成的。不但是考量一个政府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还是对一个国家财力储备和物资调度、人口动员能力大小考验。这就需要朝廷的各个部门的主动配合和坚决的执行。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兵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当下大宋有三十万主力禁军和十余万屯驻各州府的厢军，看似不少，可不仅要留兵防守京畿，还要对巴蜀和云南方面用兵，沿边重镇也要屯驻重兵防止敌军寇边，镇压反叛，正常情况下能抽调六成兵力参与战争就相当吃力了。
如果只是打一场以破坏敌方经济基础和消灭有生力量为目的，掳掠似的战役，赵昺以为有这些兵力足够了。因为这种快进快退的战斗不需要占领地方领土，不必考虑战后重建的问题，甚至可以只携带少量辎重，就能以劫掠对方物资维持战争所需。
但是以这二十余万的兵力收复两淮便显得捉襟见肘了。诚然，赵昺相信以这些经过严苛训练，全火器装备，各级军官皆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在兵力空虚的两淮地区可以势如破竹，高歌猛进。可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不是袭扰和破坏，而是收复失地，并要长期的进行统治。
那么这些兵力在要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还要重新构建防线，阻敌反扑，可要同时肩负清剿残敌和协助建立政权及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就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在战争初期，两方兼顾的结果就是顾此失彼，所以必须有军队在收复失地后，要有人担负其清剿残敌，维持治安的任务，而这就需要扩军，动员更多的兵力参与战争。
而提及迅速扩军，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全民皆兵”这个词，尤其是在古代。比如那些古典国家，让所有男性从小开始训练，并要服兵役。比如像战斗民族斯巴达人，以及战国长平之战时，秦国征发十五岁以上男丁等等。但曾经也抱此想法的赵昺会告诉你，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全民皆兵”有可能，但全民当兵不可能。
先说说斯巴达，斯巴达人根据当代考证，人口最多时有八千户，人口不足四万。除了斯巴达本族人口，该国还有被当作奴隶使用的希洛人。根据记载，希洛人数量远远多于斯巴达人，大概在十五万左右。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给斯巴达交税的从事工商业的自由民。
一般认为，斯巴达的总人口在二十五万左右，而斯巴达人只占了不到八分之一，纯粹的完全脱产的斯巴达职业军人就更少了。根据赵昺的推算一万人左右规模，已经是斯巴达军队的极限了，那温泉关之战面对数十万波斯军，只有三百斯巴达勇士参战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长平之战中，秦国被征发十五岁以上男性人口的只是河内郡，而不是整个秦国。秦国这种极限动员的代价是全郡封爵。秦人虽然把十七岁以上的男子列入兵籍，但是也没说直接投入到军队中。根据记载，“凡三乡，其一乡卒千人，一乡七百人，一乡五百人。”“凡县户五百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
所以三个乡的人口在五千户到万户之间，可见在动员率极高的秦代，五千到一万户人口，也不过是抽取两千二百人从军。秦法还规定，一户有两男丁的，不可以同时服役，以避免影响农业生产，从而尽可能的降低征兵成本。而且这些人也不是完全脱产，一年期满，便复员归农或者征调番上，作“戍卒”或“卫士”。
说明上番或者宿卫的脱产的秦国士兵，只占当地征发士兵的一半左右。按之前五千到一万户来算的话，真正的脱产服役人员只有千人左右。秦代一般一户五口，那么兵民比是一比二十五或者一比五十。所以说秦人虽然好战，但是也没有真的全民一起上阵。
赵昺从中看出，古代全民皆兵的模式，本质是保证少部分脱产士兵，以及大量的不脱产后备兵源。不脱产兵源基本在农闲时，在当地训练。这个制度保证了大量的男性人口拥有军事素养，即“皆兵”。与之对应的是《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处骚动，怠于通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也就是说，十万军队出征需要七十万个家庭供养，一家五口按算，春秋时期兵民比例为一比三十五。
再说说隋唐。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百万大军，经历史学家们的考证，真正的兵力在七十万人，而后勤人员人数则要翻倍，“其馈运者倍之”。当时隋朝当时有八百九十万户，四千六百多万人。这场兵民比例一比二十的千里远征，直接导致国力耗尽，隋帝国迅速崩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实施府兵制，总额六十万人的规模，兵民比例在一比二十五左右。但是大多数府兵平时以务农为主，农闲时集训，真正一线士兵不多。当进入盛唐时代后，有九百一十万户，算上隐户实际人口更多，可当时唐朝的总兵力仅为五十七万，兵民比维持在一比七十五左右。
所以在农业社会，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全民皆兵”是不可能实现的。古典军国时代的那种农闲训练，抽调服役的普遍征兵制，临时脱产的一线军人数量占人口比例，极限情况下也很难超过一比二十五。而至于完全脱产的职业兵制，以现代社会估算也就是一比一百的兵民比例已经是极限，而且国家负担很重，甚至很难长期坚持下去。
至于以职业兵制和冗兵出名的本朝，军队总数峰期超过百万，学者普遍认为在一亿左右。而这一亿人养那一百万脱产军人是相当吃力的。近百万脱产军队导致军费占了财政支出的半数以上和财政收入的七成，可真正有战斗力的很少，不少士兵待遇极差，导致逃亡成风和军官吃空饷严重。这也是赵昺极力挣钱，却不敢盲目扩充军队的原因，深怕重蹈覆辙。
相对应的，北宋的敌人如西夏三百多万人口，号称的五十万大军中，平时牧羊种地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真正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充其量不过三四万，比例在一比三十五，这也是其无法长久支撑战争的缘由，一被逼急了便要求和称臣。
至于当下蒙元实施的军户制，因为历史已经被改变，赵昺无法用后世的数字来做比较。但是后来的明朝基本照搬了蒙元的军户制。明初时，在大约六千万的人口基础上，军队总额达到了两百万。根据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诏令“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务尽力开垦，以足军食。”说明两百万军队里，脱产士兵是六十万人，兵民比例其实为一比一百。
赵昺估计蒙元的人口现在虽然在自己控制江南后已经大为减少，比例应该比之要降低，而他们不但要供养军队，还要向国家交税，负担更为沉重，这也是导致蒙元军队不得不抽调更多的人参与屯垦，后果就是战斗力的大幅度下降，士气低迷的原因。
而继承其制度的明朝军户制度的崩坏，也是屯田军户不堪重负，频频发生逃亡导致的，使得将领们不得不靠豢养少数亲兵来维持战斗力，实际上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以一比一百的比例也难以养活百万之军，正常的情况下比例还应该提高。
南迁之后宋朝的人口，后世推断最高峰有近六千万人口。在长期的战争状态下，人口损失也十分严重，而蒙古南侵占据江南后，由于政策的改变，人口损失不大，但是大量降军被调离江南，又下令将江南工匠全部迁走，此后还屡次征发人口北迁，加上早些时候蒙元在川蜀地区的大屠杀，人口减少还是十分严重的。
赵昺在收复江南后，对人口进行统计造册。在现代社会科技手段的协助下，也无法精确的对人口进行统计，更不要说古代了，战争中的逃户，不服王法的蕃部和大户人家隐匿的人口都无法计算。根据各地报上来的鱼鳞册登记人口在三千余万，这也是向朝廷缴纳赋税和可以征调的人口基数。
不过古代同样存在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大部分人口集中在沿江和临湖的土地肥沃地区及贸易发达的东南地区，其中在江东人口最多，有近两千万人，也是收复两淮征发乡兵和夫役的重点地区。这个基数看似很大，可其中有超过半数的老弱妇幼，近半的成丁不仅要承担农业生产，还要服兵役、徭役和手工业生产。
对这些赵昺并不在行，便遣王应麟回京与重臣商议，拿出一个准确可用的数字，以便计算出征发多少丁壮，不会影响到国内的生产。他不能因为痛快一时，而失去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