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摸透了对手的心思,随之也下定了打的决心,但这次他不想只是被动的防守,而是抓住战机扩大战争的规模。不过他也清楚此非是前时跨江抢马,自己可以临时起意组织的一场战斗,也不是一场烈度较大的战役,却是一场波及范围和影响力更大的局部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些年来赵昺对此的理解随着身份的不断转变有了更深的理解。初时他也就知道这句话,理解也就在字面的意思,而那时帅府刚建手里也只有千八百人,想的也是如何能够保住命,什么复国救民就是嘴头上的漂亮话,哪里又什么政治目标,更不会有长远的战略,琢磨的是如何取得眼前战斗的胜利。
待到了琼州,面对‘一贫二穷’和敌军环伺的局面,赵昺考虑的就是如何撑住场面,笼络住人心,站稳脚跟。而他那时的水平有限,只能是以战术视角去看世界,靠着勇气和前世的经验解决战略问题,说白点儿也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充其量做的只是一个知州的工作。
不过这段时间也不长,赵昺很快就当上了皇帝,并将行朝迁至琼州。形势的变化就逼的他不得不从更大的格局上考虑问题,但主要还是‘求生存、求发展’,复国虽然已经提上日程,可在他看来还是一个遥远的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而他也自知顶着皇帝的名头,做的却是一方封疆大吏的工作,境界有所提升,也勉强可以用战役眼光审视世界,解决问题。
即便是赵昺做出收复江南的决定时,对局势的判断也是片面的,削弱蒙元在江南的统治力,打击其经济,算计忽必烈及发起的护陵之役都是站在组织一场大战役的角度上,根本没有想到能够自己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占据整个江南,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一旦战事不利就退回琼州预案。
现在回想起来,赵昺都会冷汗直流,连呼侥幸。当时可以说是一场乱战,几个战场同时打响,他们胜在出其不意,瞬间将整个江南搅成了一锅粥。蒙元方面根本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只能被动的应战,加上忽必烈突然暴毙,朝廷也是一片混乱,这才让赵昺得以控制住了局面。
由于缺乏政治上的考虑,当时也并没有制定出相应的预案,赵昺只能是仓促应对,虽然不至于酿成大错,但是想想彼时政策并非没有缺陷。可在众臣的辅助下,他也算是勉强应付下来,而接下来的‘内斗’就让他疲于应付,手忙脚乱了。
那时的赵昺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甚至准备利用军队接管政权,实施军管,完成过渡,从而巩固自己的帝位。好在有应节严在其中斡旋、调和,化解了政治危机,平息了朝廷可能的分裂。而那段被‘夺权’的时间,亦让他也得以反思自己的所为,让他明白了自己的短板,清楚若想巩固地位,就必须学会以一个最高统治者的眼光审视世界,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
有了这个觉悟,赵昺对发动战争也更为审慎,而非过去只需考虑战斗能否胜利,却是要想到‘最终目标’,也就是战争计划,如何使整个军事活动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的统一行动。就是说战争计划使得各种军事行动都指向了最终目标,这样所有的军事行动目标明确,而不是各自为政。
赵昺清楚战争和政治相互影响,政治目标影响战争目标,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计划要涉及到四方面,包括作战方针,使用手段的范围,使用力量的大小和时间的影响。而方针指的是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还要根据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敌我双方的的力量和多种关系;敌我双方的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及能力;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
他记的对于战争计划的概念,《战争论》是如此描述的战争计划总括整个军事行动,并使它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的统一行动。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会一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而战争计划对于战争结果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战争是整体,一切取决于最终结果;另一种是战争是相互独立的,最终结果是单个结果的积累。赵昺以为第一种可以视为基本观点,第二种则是第一种在具体情况下的修正。赵昺则认为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像赌博中的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以后的输赢并没有影响,而人们却可以把每个单个的结果像筹码一样积存起来,从而改变局势……
“各位丞相,蒙元近日对我朝润州至江口一线部署重兵,朕以为敌是欲自运河南侵,直逼京畿地区。当下我军虽已进入战备,但处处防守十分被动!”赵昺召集在朝的几位执宰商议江东防务,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指着桌上的舆图简单的介绍了当前的敌我形势。
“陛下,臣以为此战应坚决反击,最好能够与敌重创。如此不仅可以保我京畿安全,还能牵制敌河南山东行省的兵力,减轻荆湖一线的压力。”陆秀夫首先言道。
“臣以为当下收复川蜀之战在即,湖广制置司承担着筹措辎重和增援的任务,而长江水军的主力几乎全部西调。若是江东再行开战,只能依靠江东制置司独立作战,臣以为力有不逮,因而还是以防御为上,而非全力反击!”主管兵务的参知政事江璆想了想言道。
“臣以为江知事所言甚是,若是我朝发起全力反击,难免调动大军过江,如此江东兵力空虚。而江东不仅是京畿所在,且是我朝税赋的主要来源之地,一旦失守则举国动荡!”刘黻沉吟片刻捋捋胡须道。
三人分别发言,而应节严在旁眯着眼睛,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若非赵昺看到其手指在腿上轻嗑,还真以为其睡着了。在中秋之后,应节严便上奏表请求致仕养老,他当下就予以驳回,但老头儿又再次上奏,他这次干脆扣下不发。而今天开来其岁数毕竟大了,精神已经不济了。
“先生以为呢?”赵昺探身出言相询道。
“陛下,臣以为陆相所言极是,应坚决对敌进行反击!”应节严好像才反应过来似的,轻咳两声说道。
“陛下,臣亦以为此战当大打,且应深入江北,以求全胜!”枢密副使韩振此刻出言道。当前赵昺兼任枢密使,便由其主持日常事务,因此也有了参加廷议的资格。
“陛下,当前两国尚在和议之中,臣以为蒙元在江北示威,无外乎是在谈判中失利,想以此进行讹诈。因而臣以为蒙元意不在战,只要其见我朝防守严密,无隙可乘便会自退!”刘黻这时言道。
“刘知事所言,吾不敢苟同!”陆秀夫接言道,“我军虽在江南布有重兵,但防线长达千里,要处处布防则尚需要动员十数万的乡兵和役夫,即便如此也难保没有疏漏。一旦敌军过江,哪怕只是数百人也会引发朝野震动,人心惶恐,如此不若就过江一战!”
赵昺此时听着几位执宰争论,他并没有过多的干涉。他早就明白战争既然是政治的工具,那么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所以它必须要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发动战争的利弊,而战争的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现代专门的术语来说,战争决定于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且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也不因战争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使用怎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总是继续存在的;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
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为了准确知道进行战争需要使用多少手段,要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是必须的,这涉及到考虑敌方和我方的力量和多种关系,考虑敌方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和能力,及其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应该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
这也就是说不能是赵昺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了,而必须对所有问题进行综合考虑,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即使他主观上希望扩大战争,但也必须要遵循这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