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道年间，宋置河北路，其地东滨海，西临太行，南临河，北据三关以南河北省之全境、及河南、山东黄河以北之地。治大名府。统大名府及镇州、德州、沧州、邢州、冀州、赵州、定州、、相州、澶州、霸州、保州等二十四州，德清军、保顺军、定远军、破虏军、平戎军、等十四军。
熙宁年间，河北路分定为东西两路，东路仍治大名府，西路治真定，辖区包括今天河北省南部与东部，山东省，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局部地方。
北宋灭亡后，金代保留河北东、西路建制，但辖区范围略有调整。到金国灭亡后，蒙元将河北东、西路并入中书省，分大名路、真定路、河间路、保州路和大都路。而东、西两路军进入河北后进攻路线，所属区域基本也是按照宋时东、西两路的划分。
赵昺在十一月末终于结束了祭陵之行，重新踏上北行之路。大名战役结束后，他将领两军进行了调整。
依然以田忠领西路军，领第八军、第三军、第四军，又将第五军划入其麾下，配属骑二师和骑三师及炮二师；东路军仍以韩振为总管，领第一军、第二军及合兵的第十二军、十三军，仍配属骑四师、骑五师及炮三师。将配合两路大军作战的边军和州军暂时留驻大名、临清等地。
分兵之后，两路军分别沿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乘大胜余威向北急进，收复了邢州、邯郸、高唐、河间等十数座州县。由于进攻速度太快，导致后续接收官员及辎重难以跟进，于是赵昺下令两路大军分别在邯郸和河间就地转入休整，补充兵力及辎重。
行营离开巩义后，在郑州渡过黄河，追随西路军进军的大路北进，而在赵昺眼中这条路基本与后世的一零七国道相重合。但是平原之上的主干道路却要比之后世宽阔许多，宽处可达二十丈，狭窄处也有十余丈，就这个宽度已经相当于后世六车道了。
其中原因除了当下人口较少，土地利用率不高之外，也是古代交通对于道路的严重依赖，因此各个朝代都对道路的修筑和保养都是重视的。而蒙元地域辽阔，更加依赖道路输送物资，传递消息，调度兵力，所以对驿路的修筑更是不予余力。
此时大路之上不仅有行驾在北上，更有川流不息的输送物资的车队和驮队，还有北上赴任的接受官员和接管的州军。由于敌军大部已经被击溃，或是北窜，途中倒是没有遇到骚扰。不过也有散兵游勇和土匪骚扰袭击劫掠物资，在偏僻和险要之地也有宋军派出兵力警戒和巡逻。
行驾随护的军队看似不多，但只是相对而言，林林总总也有两万余人，小股敌军见了也都会绕着走，哪里敢略其锋芒。不几日间行营到达邯郸，田忠率众将迎候陛下一行入城，他曾长期在御前护军任职，知道皇帝的喜好，因此在城中选了一处大宅作为驻跸之地。
据说此处大宅乃是早年投靠蒙元受封的一个小汉侯所建，占地百余亩，四进的院子，还修有花园，极尽豪奢。城池被围时，其出钱出粮领数百家奴协助守城，当然城破之时免不了兵败身死，家破人亡，宅院也被没收入官。
宅院虽在城中，但是为了防御盗匪，也是修了高墙，建了角楼等军事设施。田忠也是考虑至此，宅院相对独立，又便于防守警戒，而又临近军营，有利于保证行驾的安全，才选了此处作为驻跸之地。
赵昺对于吃住向来不挑剔，宫殿也住得，民宅寺庙也可安身，荒郊野外同样睡的着。不过随扈的臣僚们毕竟年纪已经大了，这些年身居高位也少了过去的风霜雪雨，即便心中觉得能够忍受，但身体已经不高兴了。
加之这些日子，赵昺在巩义祭陵，居住的条件并不好，且北行途中难免会在野外宿营，这十几天下来，陆秀夫等人也觉的疲惫不堪。而随行的两位妃嫔，李三娘尚好一些，苏岚虽勉力支撑，可也显得病恹恹的，没有精神。当然赵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希望住的好些，吃的好些，也就未拒绝。
打前站的人员早已将宅院控制起来，接管了警戒，布置好了一应设施，分配好了住所，行营达到后便能够入住。每日乘车骑马，赵昺也乏了，田忠是有眼色的，简单的汇报了城中的情况和战事发展，便拜退回转，让陛下早些休息。
行驾在城中休整两日后，东、西两路各军主官和地方主政官员陆续赶到邯郸参加会议，总结上一阶段作战和施政经验，讨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赵昺或分别召见，或集体接见，先行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以备有针对性的研讨下一步的方案。
在会谈中，赵昺听到最多的是将领们对自己下令转入休整的不解，他们以为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应该一鼓作气北进，直逼大都城下，却非是放弃得来不易的胜利停止不前。乍一听来他们所言听着也并非没有道理，总归为三个方面：
一者，当前元军兵败如山倒，失去低落，往往是炮声一响便弃城而逃，正是收复失地的良机；二者，若是长期休整，蒙元方面得以喘息，调集兵力，重整军备，对于下一步的作战将造成很多困难；三者，而今已经是十一月，马上就要进入最为北方最为寒冷的时节，而我军多为江南人，不适应寒地作战，不利于再战。
赵昺对他们的意见十分理解，而在下达休整命令之初，也有将领上书请求缩短休整时间，尽快展开下一步作战，趁敌援军未至尽快到达大都，攻克城池。他明白众将担心的是蒙元漠北的草原军，那里不仅是蒙古帝国的发源地也拥有大量战斗力强的核心部队。
根据收集的情报显示，驻守漠北的元军包括哈喇赤军二十余个千户，及亲军前卫都指挥司的阿速军并其余诸卫军马，蒙古军各万户。以及安西王、汪古部驸马、赤乞列思驸马在内的诸王驸马所部。
朝中只要参加过江南之战的朝臣皆知蒙元驻扎漠北的军队不但数量很多，而且都是元军中的精锐部队，其素质远远超过驻扎在华北和华南的卫军和万户军。当年作战时凡有他们参战，宋军几乎是溃不成军，且他们极为凶残，动辄屠城，这也给许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因此避免当下与蒙元的漠北铁骑野战，其实才是众将们想取消休整的真正原因。赵昺对此却并不以为然，他知道历史上许多人认为野蛮民族的文明化，于东亚大陆背景下即所谓汉化，往往被视作战斗力丧失的根源。
且后世还有各种文学作品总喜欢说什么，推崇狼的野性，说游牧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了，狼性就没了，仿佛汉化就是战斗力衰减器。但他知道这只是片面的看问题，历史上的在西方世界，著名的“上帝之鞭”匈人也是一直保持着他们的野蛮生活方式和拒绝罗马化，但仍然不可避免地使得匈人快速腐朽。
这无疑说明野蛮人也有他们穷奢极欲的方式。于是当阿提拉大王暴亡之后，名不见经传的格皮德人迅速在聂道河之战中，将匈人的霸权打得粉身碎骨，随后阿提拉的儿子袭击东罗马帝国，又被悬首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头。
反倒是在匈人帝国彻底消亡后，投奔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匈人，被帝国当做职业重骑兵使用。虽然在生活习惯上高度罗马化，但由于以小族生活于拜占庭境内而不具备特权，必须以武勇来换取生存的资本，却让其武德快速恢复，甚至超越了匈人帝国时代。
即便是历史上的元末时期，虽然与当下还有几十年，但彼时在蒙古草原尚有蒙古牧民二百万，仍是元朝重要的兵源。然而这些根本没被汉化侵染的蒙古战士，面对持着木棍和竹枪的红巾军却不堪一击，甚至能发生沙河之战这样，号称多达三十万的大军因为一场炸营就报销掉的囧状。
相比而言，反倒是同为游牧民族起家的清王朝对于这个窘境，解决得好一些。从康熙朝末年开始，清朝就大量征发黑龙江、外东北的索伦兵、锡伯兵作为兵源，补充满洲八旗兵额，这些贫困质朴的莽原武士受到训练后，能发挥出较强的战斗力。
这些莽原武士成为清王朝本族武力维持时间相对较长的关键，因此也就有人以为正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大力推行汉化，从而导致八旗军丧失了野性，失去了开国时的悍勇，成为了腐化堕落的代名词，也为清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但赵昺以为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没到中原花花世界享受过，就能保持战斗力，不会出现锐减的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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